饶有意味的是，若将“振工商”理解为“生产函数”的改进；将“讲求学校”理解为“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将“立宪法”、“改良政治”理解为政治与制度革新；将“尊重道德”理解为适应工商业社会的文化体系--那么郑观应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认识恰如速水佑次郎所构建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下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速水认为，社会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文化一制度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包括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要素，“文化一制度子系统”包括文化（价值系统）和制度（规则）要素。速水要强调的是，在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经济子系统”不是独立运行的，只有“经济子系统”和“文化一制度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交互作用且形成正反馈机制，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30]
    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不应是单纯的产出增长，而应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31]这样的观点，在重商论者看来，显然已不是陌生的议题。虽然他们的分析还不具有严密的体系，但已领悟到发展经济学的“要领”：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开放、动态和整体协同的。论者丰富的常识与阅历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需要的直觉认识，构建超重商思想朴素的系统发展观。今天看来，这些依然可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所借鉴。
    四、经济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整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重商思想所致力实现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必然包含着对传统的清理，这其中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在论者看来，中国后发变先进的发展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回溯传统并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方式达至的。
    重商论者批判传统抑商观念并肯定了求利的正当性，它一方面作为重商思想的外在助力，努力为其倡扬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又作为重商的伦理之维丰富了思想本身的内涵。但需要指出，当把“利”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强调经济理性之时，论者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变革并没有放弃道德理性，更没有鼓动人们去不择手段地求利，而是把“义”、“利”统一了起来。此正如陈炽所谓“唯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32]何启、胡礼垣则举陶朱公“是人之所以利于己，必能利于人，必至累于世”的例子来说明“通商者求之有道，将欲利己而利人也”[33]的道理。这实际是借“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儒家传统构建出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赢利观，而此种赢利观又回归到德性主义传统对义的强调。辛亥革命后，郑观应在招商局公学的一次开学典礼上曾言：“吾徒求学，纵不敢言内虚，然修身立己，必须取法圣贤，推之任事图功，岂能离却廉耻忠信。吾愿诸生勿忘设学作育之深意，尤须体实事求是之本心。”[34]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动，晚年的郑观应对经济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从其思想整体观之，他一方面坚持重商以致富强，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德以致修身，而忽视后者“本原正大之学”则如同“树无本”、“花无蒂”。[35]因此，郑氏鲜明的功利主义取向依然不离德性修养。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久被压制的功利一脉，特别是由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南宋浙东之学所强调的“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36]的义利并重论，其中包含着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关怀，通过清季重商思想得以再次发扬。
    在思想史上，功利主义思想先秦就已出现，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其主要特征且形成学派，到南宋浙东之学才开始”。[37]值得注意的是，浙东之学对内省的德性主义和积极改造外在世界的事功精神的有机整合开出了儒家“经世实学”的新气象，而“重商”、“义利相合”则是此一传统应对近代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理性选择。可以说，经世实学所包含的“现代性”接引了中国经济思想在19世纪的转型，时至今日，它已沉潜于国人的血脉中，成为后发中国探索经济发展道路、实现富强目标的持久精神动力。
    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如何使传统文化为当世“富强”的发展目标服务，又如何看待中国旧学与西方新学的关系？薛福成给出了一个方案：
    吾闻西人之言也：“华人尚旧，西人尚新。”盖自喜其能创一切新法以致富强，而微讽中国不知变计也。讵知不忘旧，然后能自新；亦惟能自新，然后能复旧……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窃尝盱衡时局，参覈至计，为以两言决之，曰：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38]
    薛福成已然道出了从文化角度研究发展问题的佩雷菲特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发展‘则是一种勃兴，这种勃兴主要来自多种有利文化因素的融合。”[39]面对中国的落后和世界大势，死守传统显然已不能获得发展以致富强，但推倒传统另起炉灶亦是难以想象的。在薛福成看来，国人需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传统与现代之间本有相通之处，他提出的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相整合，不盲目崇新和西化的辨证思路，乃是发展经济学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却又是更为深层次的发展论题。
    五、余论
    清季重商思想形成的丰富发展观是集体智慧层层累积与不断拼接的结果。如果将道光年间经世派名臣推出的用商、利商、利国、利民的“漕运”、“盐政”改革视为清季重商思想的发端，那么历经数十年演变，重商思想至19世纪90年代已趋于成熟。特别是随着“商战”思潮的兴起，重商思想已非个别思想者、洋务官僚及其幕朋所倡说，而为更多知识分子所推广，“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策，是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40]当然，重商论的代表者仍首推郑观应，郑氏于1894年初版并几经修订再版的《盛世危言》堪为重商思想之集成。在该书中，郑观应针对中国的贫弱状态广泛讨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在“商战上”篇，郑氏将期望中国赶超先进的强烈情感内化为理性的思考，就笔者所及，他以日本为例在中国最早提出了“西人创其难，彼习其易”的后发优势（late-moveradvantage）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也可“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并利用“地大物博、人多财广”赶超先进，驾而其上。[41]毫无疑问，期望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种种努力皆需落实到人，亦必须从人的身上寻找根本动力。在“商战下”篇，郑观应直指人心，特别提出“心战”之于“商战”的决定性作用。这实际上已包含了这样一种判断：中国要想在“商战”中立于不败，关键在人，在人素质的高低。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学校》和《西学》篇被郑氏列在《盛世危言》的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