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83页。
    [21]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82页。
    [22]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2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8页。
    [24]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3页。
    [25]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46页、第76~77页。
    [26]综合重商论者的农业发展观，他们大都有这样的认识：近代农林牧渔业可为工业部门提供各种生产原料，同时农业部门又可为工业产品，如纺织品、机械提供广阔的销场。另外，农业部门的剩余人口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具有出口优势的传统农产品经过工业化提升后可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
    [27]库兹涅茨在1961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几种“贡献”，即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l984年，印度经济学家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合作撰写《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完全承袭了库氏的观点，并把它誉为“经典分析”。他们还把库氏没有明说的最后一条定名为“外汇贡献”。这样，便形成了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常常引用的“农业四大贡献”。如果把3位学者的“四大贡献”中的“产品贡献”划分为“粮食贡献”和“原料贡献”，那么就可改称为“五大贡献”。有学者提出，这与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先生所写的，也是库兹涅茨详细看过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底稿所提出的“农业五个方面的贡献”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运用了一些数量分析公式。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载《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2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9]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30]【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页。
    [31]转引自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
    [32]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3页。
    [33]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34]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2，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35]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2，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
    [36]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86页。
    [37]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4页。
    [38]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3，光绪21年刻本。
    [39]【法】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朱秋卓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第4页。
    [40]佚名：《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第420页。
    [41]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1页。
    [42]《心战说》，《申报》1901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