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贡狮更是络绎而至。《旧唐书·太宗纪》说，贞观九年“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⑥康国都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之撒马尔罕。《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六《毛篇》云：“高宗时，加（一曰伽）毗国献天铁熊，擒白象、师子。”“擒”字疑衍。《新唐书·姚思廉传》附《姚传》载：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大食使者献师子，曰：‘是兽非肉不食，自碎叶至都，所费广矣。陛下鹰犬且不蓄，而厚资养猛兽哉！’有诏大食停献。”《旧唐书·西戎传》说，拂菻，“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⑦拂菻即拜占庭帝国，吐火罗在葱岭西、阿姆河南一带。《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与此同时吐火罗还为诃毗施国转贡狮子，开元七年，“诃毗施王塞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五色鹦鹉。”诃毗施在今阿富汗之卡菲里斯坦地方。⑧《旧唐书·玄宗纪》云，开元十年十月，“庚申，至自兴泰宫。波斯国遣使献狮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此外，《新唐书·突厥传下》也有西突厥“射匮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师子革等”的记载。①
    综上所述可知，汉唐时期中国古籍所记载之狮子产地及贡狮国家，主要在东起疏勒，西至大食、条枝、拂菻，北自柔然，南及南天竺，大致在今中亚、西亚、南亚及东南欧地区，这一带正是古代狮子比较集中的出产地，而中国内地则并不产狮子，故时人把狮子视为“外国兽”。据《南史·宗悫传》，元嘉二十二年，振武将军宗悫以军副而参与讨伐林邑。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逆，以具装披象，前后无际”，宗悫“以为外国有师子威服百兽，乃灼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遂克林邑。”因此，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都把域外贡狮视为大事，从而引起强烈的反响。《旧唐书·西戎传》载，贞观九年四月，康国“遣使贡狮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甚至有的地名因贡狮而产生，北魏首都洛阳城南之“狮子坊”，就是因波斯国贡狮而出现的。《洛阳伽兰记》卷3记其事之始末甚详：“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或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帝在华林园观之，于是虎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归本国。送狮子胡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有司纠劾，罪以违旨论，广陵王曰：‘岂以狮子而罪人也？’遂赦之。”贡狮虽已却归，但“狮子坊”却留传了下来。
    二、狮舞源于西域
    艺术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狮子舞亦然。既然狮子是西域所特有的动物，那么狮子舞这种艺术形式也应是在这个土壤中诞生，源于西域产狮国的客观现实生活，尽管传入内地之后又有其不断改造、发展、演变的历程。
    先看唐人杜佑所记狮子舞之表演情况：“《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拤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②这个记载包含着三层意思：其一，狮子为外国猛兽；其二，狮舞所表现之主要内容是人对狮子的调教、驯服、戏弄；其三，舞者穿外国服饰进行表演。第一层意思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论述，不再赘。现根据第二、三层意思而作一些探索。
    狮舞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是人对狮子的调教和驯服、戏弄。在出产狮子的印度，狮子这种猛兽被视为兽中之王，《大集经》卷10说：“过去世有一狮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但是佛却能威服狮子，而凌驾于狮子之上，《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说：“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侍列门侧。”从此，佛陀说法坐狮子座，演法作狮子吼，成了“人中狮子”。③而作为佛陀左胁侍的文殊菩萨的形象则是骑着狮子的，以表示其智慧威猛。日僧圆仁在五台山大华严寺所见文殊菩萨“骑狮子像：满五间殿在。”据说是工匠“开眼见文殊菩萨骑金色狮子现其人前”而仿作；在金阁寺见文殊菩萨“骑青色狮子”；在清凉寺，见文殊菩萨“骑白玉狮子”；在西台见文殊像“骑双狮子”。此外在西台还见到两岩“皆有大石座。相传云：‘文殊师利菩萨共维摩相见对谈之处’。其两座中间于下石上有狮子蹄迹，塌入石面深一寸许。”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