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曾一度出现“繁荣”景 象，立法、司法等制度的变革颇有成效。司法腐败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政府仍在用心去 纠正，去改革，并能取得相应成效。抗战烽火的兴起，打乱了司法改革的节奏，许多司 法计划无法正常展开，政府对司法运作的监控能力有所削弱。这期间，不乏司法改革举 措，但辐射面及影响力，都比战前打了折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厉行司法改革， 为吸收外国经验，派遣人员，兵分几路，赴欧美香港等地考察，并请来外籍专家来华讲 学，传授经验，欲以他山之药石，医治中国司法不振之顽症，司法革新风气一度蔚然。 抗战胜利后，受诸多新的因素影响，如内战重开，政治失调，经济崩溃，加剧了司法腐 败，导致社会全面失控。
    一、沉疴未起，新症又添，司法改革受阻
    抗战胜利后，中国如果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机制为基础，健全法制，刷新司法，或许指 日可待。不料战后情势突变，内战再起，国民政府的大半财力、物力要用于镇压反对势 力，无法调动更多的资金，支持司法改革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自接收敌 产以后，政府人员养成了普遍腐败堕落之风。政府肌体上，原有的沉疴未及根治，新的 顽症又开始肆虐，迅速侵蚀着政府的体躯，吞噬着政府的灵魂。这一切，又无时不促使 民心快速丧失，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一天天降低，法律控制功能逐渐削弱，司法独立危 机日益加深，人们心目中司法权地位之低较之清末及北京政府时期尤劣（注：参见郭卫 ：《司法独立之危机》，《法令周刊》11卷16期，总504期，1948年第16期。）。
    司法独立危机状况，连国民政府中枢蒋介石也显得无奈。他在1947年11月1日的中华法 学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训词”中说道：“中华民国法学会第四届年会开会之际，正是我 国进行戡乱准备行宪之时，意义至为重大，法治国家，徒赖政府所颁之法律，仍难收正 德厚俗之效，应辅以‘为所应为’、‘毋行不义’之自然法则，始克有济”。他还谆谆 教导与会代表：“本明道淑人之心，拨乱反正之义，整顿风俗，矫正时弊，使法令畅行 ，咸以玩法违法为辱，尊法守法为荣，则吏治不难澄清，逆乱不难扑灭，宪政不难实施 ，建国前途实利赖之。”（注：《中华法学会年会在沪举行》，《法律评论》15卷10期 ，746、747期双周合刊，1947年11月8日出版。）
    蒋介石的“训词”中所说的“法治”国家，只依靠政府所颁法律，难以收到“正德厚 俗之效”，但他所提的“为所应为”、“毋行不义”的自然法则，又语焉不详。其实， 他已经意识到法制控制功能出现了危机，仅靠法律，治国安邦，无济于事，必须从人们 的思想道德上下工夫，以“德治”辅助“法治”，但又不是追求法治秩序，而是“澄清 吏治”、“扑灭内乱”，实现所谓的“宪政”。其中，“扑灭内乱”又是重中之重，仅 仅把法制改革的宗旨定位在以政治的功利性取代法治秩序的理性之上，反映当局自身的 法制信仰亦已出现危机，遑论广大民众！
    道义的力量是柔性的，非强制性的。法治社会离不开道德，法治社会的“德治”必须 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离开了“法治”的“德治”，只能走向人治；缺乏法律约束的 人治，必然走向专制。尽管司法改革的呼声日益趋高，社会反映依然低调。1947年11月 10日，即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开幕后的5天，《大公报》发表的张毓鹏《当前司法的 瘫痪现象》一文中就指出：“现在一般人民对于法院裁判，每认为失入失出的情形很多 ，特别是第一审，除了法官学识的水平低落是一个原因外，外间对于法官的风纪都啧有 烦言。一个民主的国家，贪污的情形连司法界不能幸免，那是法治根本破产，自然一切 都无从谈起了。”
    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萧公权先生，1948年7月13日发表的《中国的政治病》中，曾从政 治的角度曾对此进行过“诊断”。他对当下局势分析道：“中国的病症到了今天已接近 “膏肓”了，然而尚未达到不可挽救的绝境。现在是治疗的最后机会了。”如果按照萧 先生开出的处方，“外科手术”与“内科治疗”相结合，剜去腐败的“毒癌烂疮”，把 扰民害国、造成腐败将、官、豪门，按照国法，“公正裁判”，则可根治腐败，树立公 道，振作人心，恢复政府威信（注：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 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01-202页。）。遗憾的是，政府始终下不了狠心杀手， 依法惩治害群之马，因为一动真格，于其自身，即有切肤之痛。讳疾忌医的结果，只能 是养痈遗患，听其溃烂腐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