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当局一边高唱民主，一边加强专制，一边在提倡宪政，一边破坏 宪政。“加强”和“破坏”力度远高于“高唱”和“提倡”。正如学者们刻画的那样： “我们整天价在喊民主，其表现是混乱、权宜、徇情、营私。无法治的民主，像没了皮 的鸿毛，搅得如球叶乱飞，热昏颠倒。这叫做什么民主，我亦只好绑着脸说一句‘说不 出’。”（注：王伯琦：《中国法律教育的出路》，《新法学》1卷2期，1948年。）而司 法腐败，堪为破坏法治的罪魁。国民政府司法腐败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以何种方法重振 司法？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徐道邻先生的评论《假如政府肯 全面革新》曾作过全面评估，并提出具体建议。徐先生指出：“抗战以来，最使人痛心 者，莫过于司法界声誉之跌落。此乃国家前途命运之最大隐忧，可惜尚不被人重视。” （注：《申报》1949年2月6日，第1张，第2张。）
    如果说1947年前后，萧公权先生所说的政府病症只接近“膏肓”，然而尚未进入“膏 肓”、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的话，那么，徐道邻先生说上述这番话时，已经是到了 入于膏肓、无药可救的地步。专家们苦口婆心的劝谏，莫说当局充耳不闻，即使听见了 ，也来不及改弦更张。因为腐朽的大厦难以支撑，加上暴风骤雨的劲吹冲刷，顷刻间便 摧枯拉朽，即便扁鹊转世，华佗再生，也无济于事。
    五、不应忘记的教训
    司法公正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司法极度腐败的社会到底会付出什么代价？南京国民 政府后期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法官依靠法律，维系秩序、训练国民的意义：“政府若果 在人民的道德上有兴趣，正应以法律陶冶民德。”（注：傅斯年：《政府与提倡道德》 ，《大公报》1932年11月25日；《出入史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 0页。）遗憾的是，在国民政府以后的十多年中，不但没能有效地利用法律，陶冶民德， 离“公义”目标愈来愈远。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和经济崩溃，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 “行宪”时，著名法学家孙晓楼先生也说过：“司法独立，为法治国家最重要的精神， 也是立宪行宪国家所不可须臾或离的一个基本要素；司法而不能独立。便谈不上什么民 主，更谈不上法治；行宪的成不成，全在司法的能否保持他的独立性”，“假使一个国 家的行政长官，没有尊重司法独立的诚意和决心，那么所谓民主，所谓法治，一切的一 切，都是假的，不会有所成就的；假使一国的司法官，没有守正不阿、独立自尊的精神 ，那么所谓行宪，所谓法治，一切的一切也都是假的，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注：晓 楼：《行宪与司法独立》，《新法学》1卷2期，1948年出版。）然而，国民政府1946年 宣布“行宪”之后，司法独立并未真正实现。孙先生的话余音未了，国民政府即已一蹶 不振；孙先生的话至今听来，仍有新人耳目之感。法律不是万能，但社会没有法律万万 不能；无法实践的法律，只是文本上的法律或死的法律；施行不公的法律，比没有法律 更有害。
    现代司法制度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政治民主与法治环境。没有政治民主与法治环境，再 好的司法制度，也只如沙塔建筑。司法体制浸泡在腐败政治制度的污泥浊水中，是难以 “独善其身”的。为什么在足够健全的“五权宪法”和“六法全书”体系下，仍然会产 生大量司法腐败现象？“五权”比西方的“三权”还要多“两权”，也是革命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首先倡导并引以为自豪的宪法体系，为何施行起来，远没有达到“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的效果？“六法全书”以大陆法系为主，还结合了中国本土特点，从制度层 面上看，不能说不健全，但实行起来，为何漏洞百出？这给我们留下的恐怕不仅仅是如 何防治司法腐败的思考，更多是先进的法制体系应该附属于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政治体 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土壤，才能使法制体系真正发挥作用。南京国民政府也建过了一套 司法腐败的防治机制，但运作效果不佳，司法腐败覆水难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体制存 在的社会肌体已经坏死，司法腐败病菌在其中得以滋生蔓延，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肌体 的溃烂。当今社会，相关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要避免重蹈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弊端 ，还需各方面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