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总使”指的是杨发，他在入元之后，曾任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使事。“安抚总使”是耐翁的“考”，而耐翁应是杨梓。“辛亥”是武宗至大四年（1312年），这一年耐翁在海道转运万户任上。而据胡长孺作《崇宁万寿禅寺杨氏施田记》（20）说：“中大夫、浙东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杨公梓尝任海道漕运万户，至大三年冬十月二日，用海船僦钱如浙东”。两文所记官衔，时间虽略有出入，但“宣慰”、“海道转（漕）运万户”非杨梓莫属。这就是说，耐翁是杨梓的字或号，而不是杨楧的兄弟。
    澉浦杨氏“累世以材武取贵仕”，也就是说，是以军功起身的。杨春的经历已不可知，只知他是“故宋武经大夫”。杨氏的真正兴旺则自杨发始。他在南宋时曾任“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选锋军统制官、枢密院副都统”。元军南下，杨发在降将之列，“改授明威将军、福建安抚使，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21）“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歹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22）至元十四年是公元1277年。在此前一年，元军下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太皇太后及小皇帝投降，但各地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至元十四年，战争仍在不少地区进行。元朝政府在这样形势下着手建立市舶机构，说明对海外贸易非常重视。在这四个设置市舶司的港口中，泉州、庆元都有相当长的开放对外贸易的历史，特别是泉州港，兴起于唐代，在两宋其地位已与历史最悠久的广州港相提并论。澉浦、上海则是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港口，澉浦隶属于海盐县，上海隶属于华亭县。元朝政府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都交给杨发管理，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港位置相近，二是因为上海、澉浦二港是新开辟的港口，规模有限之故。至于广州港，则因当时两广地区战争仍未结束，所以不在首批设置市舶司之列。杨发在南宋时是否与市舶有过联系，不可得知。但入元以后被委任管理三市舶司事务（“领浙东西市舶总司事”即指此），可见元朝政府对他的重视。这一任命使他成为元朝海外贸易经营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自此，杨氏家族与航海事业联系在一起。
    杨发死于何时，他管理浙东、西市舶的时间长短，均无记载可考。可以知道的是，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了他的事业。澉浦杨氏在杨梓时声势最为显赫。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发军征爪哇，“二月，亦黑迷失、孙参政先领本省幕官并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杨梓、全忠祖，万户张塔剌赤等五百余人，船十艘，先往招谕之”。不久，“招谕爪哇宣抚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阁耶举国纳降，土罕必阁耶不能离军，先令杨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难答吒耶等五十余人来迎。”（23）不久，元军即从爪哇撤退回国。杨梓参加海外远征，与他父亲杨发从事市舶的管理，恐不无关系。这是从现有文献中知道的杨梓的最早政治活动和海上活动。此后，他曾任少中大夫、浙东道宣慰副使，阶从三品。浙东频海，他与航海事业继续保持着联系。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江浙省臣言：‘昔者朱清、张瑄海漕米岁四五十万至百十万。时船多粮少，顾直均平。此岁赋敛横出，漕户困乏，逃亡者有之。今岁运三百万，漕舟不足，遣人于浙东、福建等处和雇，百姓骚动。本省在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马合谋但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通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漕户，增给漕直，庶有成效。’尚书省以闻，请以马合谋但的为遥授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设千户所十，每所设达鲁花赤一、千户三、副千户二、百户四。制可。”（24）按，沙不丁和马合谋但的从名字来看可以断定是回回人。沙不丁长期管理海运和市舶，在忽必烈时代便已担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关于他的事迹下面还将讨论。马合谋但的又作马合马丹的，是“泉州大商”，显然是个从事海道贸易的商人。（25）元朝的海运，原来主要掌握在出身海盗的朱清、张瑄手里，成宗大德七年（1303），杀朱、清、张瑄、海运一度混乱，至大三年江浙省臣建议，旨在整顿海运。从沙不丁所述，可知澉浦杨家与沙不丁、合不失一家，以及鸟合谋但的，都有大量私家船只。沙不丁长期任行省要职（平章政事、左丞），管理市舶、海运，马合谋但的以一商人而得以遥授行省右丞、海外诸蕃宣慰使、都元帅，又“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集海外贸易、海运粮食于一身，其声势不下于宋、元之际显赫一时的泉州蒲寿庚。澉浦杨家能与这两个地位特殊的回回家族相提并论，作为元朝政府整顿海运的依靠力量，其海上势力可以想见。前面征引过的资料中说：“岁辛亥，〔杨梓〕改运海道，改万户，督粮赴都”。辛亥是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可见，元朝政府在接受江浙省臣建议，任命马合谋但的管理市舶和海运的同时，也任命杨梓参与海道漕运的管理。
    杨梓因为有船被任命为海运官员，在正式参与海运以前，这些澉浦杨家的船只无疑用于海外贸易。澉浦在元代成为颇为兴盛的贸易港，正是杨氏在当地刻意经营的结果。南宋时期，澉浦港已粗具规模，“此方不事田产，无仓廪储蓄，好侈靡，喜楼阁，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创市舶官，十年置场”。当地有显应侯庙、望夫石等古迹，都与航海有关。（26）澉浦港的兴起，与南宋以杭州为都城有密切有关系。“缘宋都临安，四方面货所凑，澉为近畿地。海船由龛赭入钱塘者阻于江湍，以收船澉堧为便，番货因而毕集，不得不设司领之”。（27）元取江南后，便在澉浦设立了市舶司。此后元朝又在其他一些港口设立市舶司，最盛时达七处之多，即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澉浦仍在其中。这样，澉浦港便进一步得到发展。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属中书省。”（28）此后各处市舶司兴废无常，多数岁月只保存泉州、广州、庆元三处，澉浦没有再设。元朝政府削减市舶司的数目，旨在加强对市舶事务的控制。澉浦不再设立市舶司，意味着当地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庆元（今浙江宁波）办理有关手续，并不影响海船的进出。据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的一件文书说，“澉浦海口，乃一冲要之地，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舟船，若有靠阁，有新附军人落后弟男子侄，结连灶户卤丁、恶少泼皮人等，纠合成党，各执器仗，威临客人，白昼抢劫财物，比之海盗，为恶尤甚。”（29）可见在撤消市舶司以后，澉浦仍是海商经常出入之地。杨发、杨梓父子，以澉浦为基地，“筑室招商，世揽利权”；（30）“代据金穴，富甲浙右”。在杨氏影响下，当地“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僣攘夺之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