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因市舶而成豪富，其居宅中“建楼十楹，以贮姬妾，谓之梳装楼”。杨梓笃信佛教，“饭僧、写藏、建刹、遍两浙三吴间”。曾为海盐禅悦寺铸钟，“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范铸，建六丈楼悬之，声闻数十里”。所谓“海外铜”是“倭产”，亦即日本出产的铜，当然是通过海道贸易得来的。（32）杨家有“家僮千指”。杨梓以“善音律”闻名于世，据说杂剧《豫让香炭》、《霍光鬼谏》、《敬德不服老》都出于杨梓之手。（33）杨氏祖孙三代都与通晓音律的当代才人学士交游。散曲名家张可久有《〔越调〕小桃红·别澉川杨安抚》。这个杨安抚应是曾任安抚使的杨发。（34）杨梓则与畏兀儿（今维吾尔族）人“阿里海涯之子云石交善”。阿里海涯平宋时立有战功，官至行省丞相。其子名贯只哥，其孙小云石海涯便“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35）贯云石（酸斋）是享有盛名的散曲作家，“云石翩翩公子，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杨樟谥康惠--引者）独得其传。”樟之子杨楧、杨枢“复与鲜于去矜交好，去矜亦乐府擅场”。“去矜”是鲜于必仁的字。杨氏既是一富贵家族，又富有艺术气氛。“以故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歌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浙右云”。（36）元、明之际南戏中有所谓：“海盐腔”，实际上就是由橄浦杨氏这个航海世家中传出来的。（37）有人把海盐腔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贯云石（酸斋），其实是不准确的。
    杨发，杨梓两代经营航海事业，在元代为数不多的航海家族之列，影响是比较大的。杨枢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对于航海自然有一定的知识。杨梓两子，似乎有意安排，长子早日进入仕途，次子继承航海事业，以此来保持家族的继续兴旺。杨枢之被致用院选中，起决定作用的应是他们家庭背影，很可能就是杨梓活动的结果。而杨家的财富，又使杨枢的第二次航行成为可能。这两次以接送伊利汗国使节为名实际上进行大量贸易活动的航行，使杨枢声名大振，立即由白身成为阶从六品（忠显校尉）的海运副千户。元代荫叙之法，从三品子，从七品叙，而且限于嫡长子一人。（38）杨枢之兄杨楧，字国材，“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杨梓--引者）劳于国，请官其子以劝忠业，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赣州路同知宁都州事”。（39）教武校尉即为从七品。相比之下，可见杨枢受到了特殊的优遇，这也正说明了元朝政府对加强与伊利汗国之间联系的重视。长期的海上生活，使杨枢积劳成疾，在家养病闲居将近二十年。
    杨枢之兄杨楧字国材，“颇涉猎经史，又习国字（蒙古字--引者）语言”。出仕后不久即于大德癸卯（七年，1303年）病死，年廿一岁。（40）此时杨枢正在海上航行。杨梓则死于“泰定丁卯（四年，1327年）冬”。（41）杨枢成为一家之长。就在这一年，他重新出仕，任昭信校尉（正六品），海运副千户，目的显然是在父亲死后支撑门户。天历二年（1329年）率领海船运粮到直沽，这是他最后一次航海活动，导致旧病复发。至顺二年（1331年）去世，杨氏的下一代，可考的有杨楧之子杨元坦，“至元再之四年（1338年），以祖荫授从仕郎、饶州路余干州判官”。从仕郎亦为从七品，与其父同。后“通守（同知路事--引者）常州”，死于至正丁酉（十七年，1357年），年五十五岁。（42）从他的仕途生涯看来，与市舶、航海均无关系。杨枢之子元德、元诚、均无记载可考。杨家上三代家族中主要、人物以航海为业，故能兴旺发达。到杨元坦时，恐怕已不如前。而杨元坦去世之日，正是张士诚割据浙西之时，社会的巨大动荡必然导致与元朝关系密切的杨氏家族走向衰落，这是可以想见的。（43）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将大批浙西富民迁往凤阳，澉浦杨氏亦在其列，杨氏旧居“废为延真观”，梳妆楼积满尘埃。（44）澉浦杨氏家族的历史，至此完全结束了。
    （三）
    元代的航海事业，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以贸易为主的国际航运，向东抵达日本、高丽，向南前往东、西洋，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远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东北部。另一方面是以漕运为主的国内海运，每年经由海道从江南运往大都地区的粮食，起初为数万石，逐渐增多，全盛时为三百多万石。元代海运漕粮先后沿续了七十余年。无论就规模之大，或是持续时间之久来说，都是国内海运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此后明、清两代（直到近代航运兴起以前）未曾有过的。国内可通行的航线，以海运漕粮的航线为主，向南延续到广东，向北延续到辽东半岛。元代是我国航海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元代航海事业的成就，为此后不久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考察元代航海活动时，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便是若干从事航海事业的家庭的出现，除了澉浦杨氏之外，曾经引起中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泉州商人蒲寿庚，便是最著名的一个。蒲寿庚的祖先，应是阿剌伯人，原居广州，至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始定居于泉州。在南宋末年，“寿庚提举泉州市船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45）关于蒲寿庚在南宋末年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的看法。较早系统研究蒲寿庚问题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蒲氏任舶司之职达三十年，后来又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掌握兵事、民政以及沿海水军，一旦弃宋降元，“有关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46）桑原氏这一论点，影响颇大，不少学者接受了他的看法。近来已有学者指出任舶司三十年之说不可信，寿庚在南宋末任提举前后仅七个月。（47）也有学者对此新说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个推论与“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记载“相差太远，证据亦不充份”。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的记载“相差太远，证据亦不充份”。（48）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理解。宋朝亡国前夕，方回上书请诛权臣贾似道，有“十可斩”之说，“三曰贪。如似道之贪者，则安得不败人之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利？）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49）方回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人品低下。但他的这段话至为重要，说明蒲氏“三十年”之说在宋末颇为流行，但蒲氏的“三十年”，是“贩舶”“三十年”，也就是经营海外贸易三十年。并非管理市舶三十年。由此亦可知，泉州蒲氏之富在当时已成为权臣贾似道敲诈勒索的对象。方回将贾似道的“贪”作为“贩人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说明泉州蒲氏叛宋降元，是对南宋政府积怨的爆发，并非偶然。这是过去的蒲寿庚研究中不曾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