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纳蒲寿庚投降的元朝将领是董文炳。元人王磐为董文炳撰写的《赵国忠献公神道碑》中说：“初，公至泉州时，太守蒲寿庚者来降。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赀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闽张世杰出海上，寿庚愿率本家丁壮镇守东南，必保无虞。公以其人可用，解身所佩金虎符以俾之”。（50）王磐又有《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51）叙此事内容略有不同：“初，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及降，愿与子男家人保护东南一隅。公状之，自解所佩虎符以带寿庚。”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可以互为补充。元代的“回纥”，与前代涵义不同，常用来指“回回”，即来自中亚和西南亚的阿剌伯人。这两则记载，一说“以海舶为业”，一说“以善贾往来海上”，都和上引方回所说“贩舶”是同一意思，也就是经营而不是管理海外贸易。蒲寿庚有“家僮数千”，这些“家僮”又称“丁壮”其中主要应是海舶上的船员，这无疑是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蒲氏以阿剌伯人定居中国，世代经营海外贸易，势力日大，南宋政府在危急之际，对他寄予希望。而元朝方面，也对蒲氏地位有所了解，努力争取。蒲寿庚衡量利害，出于保存自身利益的愿望，再加上长期以来他与宋朝权臣的矛盾，终于使他倒向了元朝方面。
    入元以后，寿庚官至行省左丞，地位很高。但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后不再见于记载。明代的文献说：“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元亡乃已。”（52）遗憾的是，对于蒲寿庚死后蒲氏家庭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其子蒲师文曾任福建道市舶提举。（53）明初，在泉州圣墓树立《郑和行香碑》之镇抚蒲日和，据有的家谱记载是蒲寿庚之侄，曾与郑和同往西域。（54）如此说有据，则蒲氏后代直至明初仍有人从事航海。但从前引文献看来，元武宗时，马合谋但的崛起，显然已成为泉州最大的海商，取蒲氏而代之。蒲氏家族在元代的活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朱清、张瑄是元代航海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这两人原来都是海盗，熟悉南北海道，拥有大批船只。张瑄降元时，有“巨艘五百艘”，朱清料亦相当去不远。（55）他们利用熟悉海道和掌握海船的有利条件，开辟航路，每年将江南的大批粮食运到北方，解决了首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朝的海运事业，主要是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偏天下，库藏仓庾相望”。他们的船队不仅由海道运送粮食，而且从事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56）太仓（今江苏太仓）原来是个“墟落，居民鲜少”，朱、张以太仓为海运基地后，“不数年羊，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57）“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58）太仓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张瑄之子张文虎，还曾任海船万户，率“巨舰”为出征交趾的元军运输粮食。
    朱、张管理海运，先后达二十年之久。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有人检举朱、张有“逆谋”朱、张父子均被处死，家财籍没。元成宗“命御史台、宗正府委官遣发朱清、张瑄妻子来京师，仍封籍其家赀，拘收其军器，海舶等”。（59）董士选受命前往浙西，执行此项命令，“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60）在“籍没”时特别注意“海舶”、“海外未还商舶”，说明朱、张发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的船只，不在少数。正是在大德七年，元朝政府一度“禁商下海”，很可能与拘收朱、张海舶有关。朱、张死后，这两个显赫一时代航海家族，也就完全瓦解了。后来，朱、张得到平反，子弟重新出仕，部分家财发还，但再也不能在海上称雄了。（61）
    沙不丁、合不失是元代又一个地位显要的航海家族，但其活动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从名字来看，沙不丁显然是回回人，（62）但出身不可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权臣桑哥得势，保荐沙不丁为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领泉府，市舶两司”。（63）可知在此以前，沙不可和乌马儿已负责泉府司和市舶司之事。泉府司由斡脱总管府演变而来。“斡脱”是突厥语，原义为“合伙”，在元代，“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64）也就是用政府或皇帝、贵族的钱，经营商业或借给商人或其他急需之人，收取利息。那些以官钱营利的人（主要是色目人），也就称为“斡脱”。原来，斡脱商人主要经营高利贷和陆路贩运，元朝统一全国以后，不少斡脱商人转而经营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中设有斡脱总管府，“持为国假贷，权岁出入恒数十万定，缗月取子八厘，实轻民间缗月取三分者几四分三，与海舶市诸番者。”这就是说，斡脱总管府发放高利贷给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每月利息是八厘，只相当民间月利三分的四分之一。至元十八年（1281年），“升总管府为泉府司”。（65）泉府司“掌领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诸王出纳金银事”。（66）也就是为皇帝及其亲族经营高利贷，和原来的翰脱总管府职责是一样的。后来又在江淮（江浙）设行泉府司，作为泉府司的派出机构。行泉府司除了为皇族“出纳金银”之外，一度还“专领海运”。（67）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以维制沙不丁、乌马儿等海运船”。（68）但行泉府司管理的“海运”并非指海运漕粮，而是由海道运送市舶货。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忽必烈“从行泉府沙不丁、乌马儿请，置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69）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从之。”同年四月，“尚书省臣言：‘乃颜以反诛，其人户……恐生他想，请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所请海船水军’。从之”。（70）从以上记载可知，沙不丁、乌马儿管理的，应是江淮（江浙）行省（71）的行泉府司和境内各港口的市舶司。（72）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以及市舶货物的沿海运输，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无疑已成为这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元二十六年正月，沙不丁上市舶司岁输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诏贮之以待贫乏者”。由这个数额来看，市舶司的收入是很可观的，而且也反映出海外贸易总额是巨大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市舶司并不包括广州市舶司。同年九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调钱谷，积怨于众，乞如要束木例，拨戍兵三百人为卫’。从之”。（73）忽必烈对沙不丁如此宠信，主要因为此人善于敛财。此时他已升为行省平章，其职责已不限于市舶和行泉府司，而且管理整个行省财政了。同年闰一月，“江西宣慰使胡颐孙援沙不丁例，请〔以〕至元钞千定为行泉府司〔本〕，岁输珍异物为息。从之”。（74）“以”、“本”两宋为本文作者所补。显然，沙不丁曾以私财作为行泉府司的本钱，条件是进贡珍异物品，因此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胡颐孙见了眼红，提出同样的请求，也得到批准。这样，行泉府司不仅为皇族而且也为一些官僚“出纳金银”了。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遗兀鲁歹，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其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75）根据杨志玖先生的考证，此条记载中所说派往阿鲁浑大王一行，正是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使团。（76）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使团的成行，是经由沙不丁办理的。（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