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不丁管理行泉府和市舶两个机构，利用职权，多方牟利。除上面所说以私钱作为行泉府的本钱取息外，还肆意对中外商人进行掠夺。后来，元朝政府在整顿市舶司（至元三十年）的文件中说：“近来忙兀台、沙不丁等自己根寻利息上头，船每来呵，教军每看守着，将他每船封了，好细财物选拣要了。为这般奈何上头，那壁的船只不出来有，咱每这里入去来的每些小来。为那上头，市舶司的勾当坏了有。”（78）他的这些不法行为，挣来了大量财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失宠被处死。沙不丁作为桑哥亲信也随之失势。但忽必烈对他显然仍有好感，这一年十一月，当监察御史对桑哥一案的处理提出疑问时，忽必烈回答说“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在狱，唯沙不丁朕姑释之耳。”（79）可见对他的处理与其他不同。次年正月，中书省上奏泉州贡赋和外国使臣的交通路线事宜，忽必烈说：“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问之”。当这两人“皆以为便”时，路线便确定了下来。（80）亦里迷失是著名航海家，多次作为元朝使节出海访问，已见前述。忽必烈将沙不丁与亦里迷失同等看待，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他已将沙不丁宽大对待了。但是，终忽必烈之世，沙不丁未见重新任用。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固交易，别出钞五万定，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81）显然，沙不丁于此时（或以前）已重新起用，任“规运”官钱，利用市舶取利之责。大德二年（1298年）元朝政府设制用院。（82）四年十二月，“通政院使只儿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职采取希奇物货，合从本司公文乘传进上。……”（83）前引杨枢第一次出海，是“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可见“制用院”并不准确，应以致用院为是。致用院应是沙不丁主持的“规运”官钱出海贸易的机构。沙不丁重新起用’，仍与海外贸易有关。此后，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沙不丁为江浙行省左丞，建言其弟合八失、马合谋但的与澉浦杨家有船可供海运，已见前述。马合谋但的，杨梓因此均参与海运管理，合八失亦应在其列。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张瑄等上奏说：“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吞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牍”。此与斡脱相互勾结之沙不丁，必是长期主管市舶之沙不丁无疑。根据以上所述可知，沙不丁先后管理海外贸易达二、三十年之久，而且拥有庞大的可与澉浦杨家相提并论的私家船队。沙不丁、合八失兄弟在元代海外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地位应在杨氏之上。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元代出现了几个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在政治上都很有权势。这些家族的航海活动，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尤以澉浦杨氏为最。这种情况，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所罕见的。元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和国内海运，由此引起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是这些家族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或者可以说，这些家族的出现，是元代航海事业比起前代来有所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只有大规模的持久的航海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元代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显赫的家族，但几乎无例外地都以土地占有、农业经营为其经济基础。有的即使兼营商业，在其经济活动中，也只能占有次要的地位。这些以航海为业的显赫家族的出现，应视为元代社会与前不同的一项变化。
    元代几个航海家族的发家途径各有不同。蒲寿庚原是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南宋末入仕，入元后更得高官。杨发、沙不丁则因担任管理市舶的官职，然后致富，掌握大量海船。朱清、张瑄又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以海盗起家，归附后主管海运，兼营海外贸易，积累大量财富。一由商而官，一由官而商，一由盗而官、商兼举。尽管途径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在他们的发家过程中，都有家族成员充任市舶或海运的高级官员。已经拥有财富的商人需要官职来保障和扩大自己的财富，拥有官职的则可以利用权势来获取钜额的财富。可以说，占有航海事业中的重要官职这一特殊政治地位，是这几个家族发家和发展的关键。一旦政治上失势，有关家族就会失去其显赫的地位，朱清、张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元代这些航海家族，并非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仍是封建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
    在上述几个航海家族中，蒲寿庚、沙不丁都是回回人，另一个记载不多的泉州大商马合谋但的，无疑也是回回人。回回在元代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剌伯人，是四等级中色目人的一种，以善于经商中著称。蒙古大汗、贵族依靠他们经商牟利。有不少人因此得以进入仕途，得到重用，“这种亦商亦官，以商为官的情况，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特点。”（84）元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中，有许多回回人，而管理市舶的官员中，回回人也占重要地位，沙不丁便是最好的例子。在海运管理方面，回回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与回回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方面还须作深入的探索。
    元朝灭亡，意味着这些航海家族的完全没落。明朝前、中期实行的海禁政策，从根本上取消了航海家族产生的可能性。随之而起的，是海上走私--海盗集团的大批出现。明朝末年，郑芝龙以海盗首领降附明朝，雄据福建，掌握大批海船，积极开展海外贸易。郑氏家族成为一个新的航海家族，其财富和势力都在元代几个航海家族之上。后来郑成功的活动，实际上是以家族的财富和势力作基础的。元、明两代航海家族的前后出现，是中国航海史上饶有趣味的问题，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本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1995年1月，海南海口）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