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是并行不悖的工作。对于俄共、共产国际人员来说，这两个组织并非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因为可以用同盟来开展和掩护党小组的活动，并从中吸纳党员，发展党的组织。那一时期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一度遵从俄共党员和苏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的指示，认真地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者同盟中亲密无间地合作共事，（注：这是当时许多参加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感受。）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泾渭分明的两条线上“分别进行”，并同共产国际人员就此问题发生“冲突”。尽管笔者一直强调中国建党活动的多样性和发展脉络的多线性，却无法苟同上述“两条线”的说法。
    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在华人员根据俄共、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而进行的。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申明要同“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表现”“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17]（P485）俄共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的同时，对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又一波严厉镇压。共产国际也随之改变了原来的策略，季诺维也夫在报告关于共产国际三大工作时，强调共产国际组织的“同质性”，谈到以前吸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不能继续留在组织内。[18]（P282）由于这些措施，曾经表示同情俄国革命或加入共产国际的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和个人，纷纷公开表示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并且同他们本国的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注：参见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19-1943,Documents,Vo1.1,pp.409-411;T.A.Stanley,Osugi Sakae-Anarchist in Taisho Japan,The Creativtiy of the Eg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37.）这一系列变化也影响到中国。大概根据上级的精神，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决定于1921年3月下旬在中国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并派遣专人前去指导。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无政府主义者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注：见舒米亚茨基致科别茨基的信（1921年2月26日），《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第175页。有的学者认为“三月会议”没有召开，有的认为该会就是陈独秀等人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的会议，笔者以为不正确。《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纪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中记载说：“在中国开过的那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见《上海会议决议》）。”（《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这里的“那次会议”应是指在上海召开、并且作出了决议的“三月会议”。解光一在《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新质疑》（《上海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中写到，南京和徐州“党的组织”于1921年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但因代表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在会议谈到纪律问题时退席。笔者认为，解文叙述的南京和徐州的所谓“党的组织”，大概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分部，其代表1921年参加的很可能就是“三月会议”。）既然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是由俄共（布）、共产国际那时的策略变化造成的，并且这种变化成为世界性的现象，那么，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便并不必然带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机构--革命局的消失。
    笔者认为，革命局的成立与消失主要是同俄共、共产国际对远东革命领导机关的部署和调整有关。维廉斯基在1920年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设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是“临时的集体领导中心”。[6]既然东亚书记处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书记处里的中国分部即上海革命局当然也是临时的附属机构。后来组织发展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临时性。先是东亚书记处随着其他替代机构的产生而取消，1920年12月东方民族部的报告便只字未提东亚书记处。革命局在东亚书记处消失后，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信中还提到上海的革命局，但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1921年3月）后，就未再见提到革命局的记载。
    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撤销也可能是当时俄国各方争夺在华领导权的斗争的一个结果。佩尔西茨在介绍根据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等机构的档案编辑而成的档案集--《苏俄的远东政策（1920-1922）》时写到，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党的省级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外交人民委员部等党、政、共产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它们的人数众多的代表争夺在中国、朝鲜和蒙古革命工作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每一个组织都想争当为全球革命（那时似乎即将来临）创造一个东方战线的参与者。”[19]在那时从事东方工作人员的函电中，充满了相互间的指责。比如舒米亚茨基就曾抱怨“所有的人都想伸手，情况混乱，互相掣肘”。[10]其中，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之间的争夺尤为激烈。比如，远东局成员霍齐姆斯基曾通知吴廷康，他们应当服从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长优林的领导。[10]因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远东全权代表而在争夺中占了上风的舒米亚茨基，在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过程中想方设法除去俄共远东局支持的一些东方革命力量和政党，而代之以自己扶植的势力。（注：他在伊尔库茨克另外成立了一个高丽共产党，而逮捕了原韩人社会党领袖朴爱等人，并企图加害高丽共产党（上海派）领袖。还用机枪、大炮来解除不顺从他的朝鲜革命部队，屠杀了600余朝鲜志士。这一血腥事件在朝鲜和中国人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参见Kim Sooyong,The Comintem and the Far Eastem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pp.218-220）；江亢虎《新俄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7-28,61-62页）。马林在了解情况后也表示不赞同伊尔库茨克的做法，见《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第229-231页。）所以，最初由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的人员建立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及其下属机构被以整合的名义撤销和归并，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