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1所示，上海的中国革命局是与朝鲜革命局和筹建中的日本革命局并行的一级机构，如果把在中国各地的革命局当成由俄共在华党员组成、在中国直接建立、并隶属于俄共（布）系统的组织，那么依此类推，朝鲜革命局就应当是由在朝鲜的俄共（布）党员组成、并在朝鲜建立的组织。如此，便无法解释，何以朝鲜革命局会建立在中国的国土上，并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况且，当时在中国有俄共党员的地方，并不都有革命局的组织；在个别地方，比如哈尔滨、北京、上海、天津，俄共党员人数均多于革命局的规定组成人数--3至5人，并非所有俄共在华党员都参加了革命局，比如1920年在上海以裁缝身份活动的B.E.鲍良克、在天津的俄共中央远东局成员В。И。霍齐姆斯基、在北京的优林及E.奥扎宁等一些重要俄共党员就没有参加革命局。
    最初，上海分部继承了东亚书记处的职能，仍负责远东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后来这些职责逐渐为东方民族部所收管。由此，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机构上海革命局便渐渐与东方民族部的上海分部合为一体。
    由于空间的限制，图3无法纳入上海（革命）局的所有隶属部门和组织。并且由于资料的缺乏，没有列出其他城市革命局的下属机构（仅知道广州革命局设有情报鼓动处和组织处）。然而，仅从图示的上海（革命）局基本结构便可以看出，它下属的一些部门，特别是负责情报和通讯的机构，更像是共产国际的各级机关通常设有的部门，而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或社会主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所应当具有的。
    一些学者之所以没有认识到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为专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可能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革命局同东亚书记处的关系。有的学者在讨论革命局时，根本没有提到东亚书记处；杨奎松则错把上海的东亚书记处写成了“远东书记处”；谢荫明虽然很可贵地指出“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工作是互相联系的”，但却误认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是维廉斯基于1920年5月在上海所成立，而上海革命局是俄共系统的吴廷康建立的。（注：根据有关档案，1920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才允准维廉斯基的赴华请求。见《发驻崴邵领事电》（6月19日），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九年）一般交涉》，6月底优林使团在恰克图遇到正要跨越俄蒙边界的维廉斯基（化名Gusev）和阿布拉姆松（先后任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科和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中国科负责人），见优林使团秘书柯尚宁（M.Kasanin）著China in the Twenties（Moscow:Central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iterature,1973）P28。可见，维廉斯基不可能于1920年5月赶到上海亲自设立东亚书记处，而是他委托先行抵沪的吴廷康建立的。）
    这种史实认定上的误差，大概是导致不正确结论的重要原因。
    三、功能的考察
    接下来的考察将集中于上海革命局及一些下属机构的功能。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进行详尽分析。
    上海革命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中国的建党和建团工作。俞秀松1930年1月1日在苏联撰写的《自传》中讲到，“陈独秀他被委派负责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11]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的陈独秀，能够被谁委派呢？显然有在他之上的领导机构。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就是东亚书记处或其下属的专门负责中国革命工作的上海革命局。东亚书记处及上海革命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努力并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共。随同吴廷康一道来沪的金万谦（注：金万谦为长期在俄国居住的朝鲜人，加入了俄共，是以“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员”的名义来华的。他就是共产国际文件中记载的本姓КиМ（金）、俄文名为谢列布里亚科夫（В。И。Серебряко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见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и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в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第8号文件和书末的人名索引。）曾用共产国际的资金资助过正在组织共产党的大同党，（注：大同党是黄介民于1917年发起成立的（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150页），1919年末到1920年春它曾得到数位朝鲜共产主义者提供的共产国际资助，在上海组织“共产党”。笔者在《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中曾误以为“大同党”成立于1920年初，特此更正。杨奎松在《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中说“大同党”是“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是姚作宾于1921年9月成立的，亦误。）他们成立的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东方共产党”。上海革命局还同真理社等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有关系，后来这类团体中有人曾利用共产国际资金组织“支那共产党”。[12]然而，这两个“共产党”组织并不为陈独秀、张太雷、俞秀松等自视正统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所承认。此外，上海革命局的主要成员还力图劝说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陈炯明、戴季陶等发起或加入共产党，（注：孙中山、戴季陶、陈炯明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曾被劝说充当共产党发起人或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后来曾对韩麟符透露，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孙）当共产党创始人的。见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转引白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53页）。吴廷康和杨明斋1920年还曾在上海力促担任过广州护法军政府司法部司长（署次长）的吴山出来担任筹组共产党的工作，见黄季陆主编的《革命人物志》（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版，第6集第2-3页）。）而在1921年7月，大多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对国民党采取排拒的态度。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上海革命局同中共上海发起组并非为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