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共产国际选定上海设立东亚书记处有许多因素。首先，由于上海当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华洋杂处的租界，从国外派去的人员比较容易在那里活动；上海还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故比较容易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注：马林1922年7月11日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详细列举了从上海乘船到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的天数及上海与俄国、朝鲜、美国、英国、德国等国通讯的方便，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第224-225页。）上海又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被视为最有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发动中国革命的城市；此外，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流亡来沪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久，韩人社会党的领导和许多重要成员亦来到上海。（注：韩人社会党在布尔什维克指导下于1918年6月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1919年4月成为共产国际支部。据说，促使韩人社会党领袖来上海参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反日统一战线，是在上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是1919年5月抵沪的John Rozardovtch）和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秘密会谈后决定的。1919年夏秋之交，随着韩人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又称主席）李东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上海担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韩人社会党总部亦迁沪。参见Sooyoung Kim: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m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Ann Arbor:Bell & Howell Co.1997）。）综上种种优越条件，上海便成为苏俄和共产国际“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9]由于东亚书记处存在的时间不长，所以在俄国档案文件公布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机构。日本的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情报中曾提到第三国际的“东洋秘书部”，当时个别日本革命者也听说过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个负责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局”，（注：见G.M.Beckmann & Okubo Genji,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22-1945,（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31;R.A.Scalapino,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7,p72;R.A.Scalapino & C.S.Lee,Communist in Kor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art 1,p13；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17页。）可能都是指东亚书记处及其后身。东亚书记处三人执行局除维廉斯基和吴廷康外，另外一个东亚人是谁尚不能确定。东亚书记处有其他俄共党员协助工作，特别是作为其掩护机关的《上海俄文生活报》的报社人员。（注：参见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址上海蓬路12号即为东亚书记处所在地。石川祯浩和徐曰彪先后指出，Seward Road（熙华德路）即长治路，Boone Road（蓬路）即塘沽路。因此作者原不知这些路名变化而作出的报社大概曾暂时易址的判断有误。）据有关记载，东亚书记处及其后身的工作人员除了俄国人，还有其他国籍的革命者。（注：日本、英国人的情况见《〈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在俄国加入了俄共的扬明斋（1919年底来华）和朝鲜人金万谦都可能参加了东亚书记处的工作。在东亚书记处工作的印度人大概就是1920年夏参加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的印度人和后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远东社会主义者联合会议的印度代表。此人很可能是1920年底参加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的“道桑”，及大革命中与苏俄、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党人一同工作的Daswanda（据悉，这是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人名字）。）按照有关档案显示的俄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方面工作机构的组织脉络和变迁，推测上海革命局隶属关系的变更大致如下：
    1920年8月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正式成立后不久，东亚书记处领导成员之一和上海（中国）革命局主要负责人吴廷康就开始向位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部汇报工作，该部似成为其上级领导机构。自9月1日维廉斯基以东亚书记处名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过一份报告，以后的文件中就再未提到东亚书记处。大概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决成立远东书记处以后，后来成为远东书记处主要筹备机关的东方民族部就逐渐取代了东亚书记处。同年12月东方民族部的报告里仅谈到在上海有个“上海分部”。笔者认为，这个“上海分部”虽然与东亚书记处有承继关系，（注：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и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в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第8号文件中谈到东方民族部的“上海分部”曾向日本派去两名朝鲜人进行联络。对比第1号文件可以知道，这两个朝鲜人实际上是东亚书记处派遣的。档案集的编者没有弄清这两个朝鲜人的姓名。据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撰委员会编的《韩国独立运动史》（三）（汉城，1970年版，第22页）和金俊烨、金昌顺著《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第1卷第246页）等书记载，这两个朝鲜人分别是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的李春塾和毕业于明治大学的李增林，他们都在上海参加了高丽共产主义小组。李春塾当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里担任军务次长（中译“朝鲜临时政府”的“军事部副部长”或“军事部长助理”均不够准确）。）但已经成为直接附属于东方民族部的国外分部之一，即索特尼科娃所说的东方民族部设在上海的“局”。
    事情发展变化的复杂常常超出人们的想像。东方民族部自从收到吴廷康8月17日的报告以后，同上海方面的联系一度被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使团团长优林截断，吴廷康甚至被通知由优林领导工作。（注：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и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в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8；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第2号、第4号文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F0228/3214，1920年9月报告显示，吴廷康（Zarkhin）和考夫曼（Kaufman）不久前去过北京，并曾与优林面谈。）连东方民族部本身也差点被划归远东共和国。然而，东方民族部自认为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10]故始终没有放弃对上海分部的控制。这样，就一度形成双重上级的局面。优林使团除了在行政上属于远东共和国政府以外，实际上同时也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指导，而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亦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其海外工作。布尔什维克利用政府派驻国外的外交使团从事共产国际工作，是早期惯常的做法。（注：不少苏俄驻外代表机构成为共产国际活动的指导中心和掩护机构，如在纽约的苏俄政府局；共产国际海外代表也常兼有苏俄外交代表身份，如1919年鲍罗廷被共产国际派到美洲时就有驻墨西哥“大使”头衔。参见B.Lazitch and M.M.Drachkovitch,Lenin and the Comintem（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2）；L.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Ann Arbor,1979）。1921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的代表利金就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建议，把共产国际的工作同某种合法的国外工作切实结合起来。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и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движениев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No 21.）所以，共产国际同俄共（布）党和政府在海外的工作其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呈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兹将前后不同时期革命局的隶属关系以图表的方式列出，并用文字稍做解释：（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两种事物在发展交叉和过渡中，常常产生某些亦此亦彼的现象，甚至忽隐忽现，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难以用准确的语言加以表达，所以这里只能用图解辅以文字说明勾勒出大致情况。此段文字写作参考了李桂海《谈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模糊方法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