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革命局的组织处曾召集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的代表成立了工会中央局。这十个工会组织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批评的由政客、学生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招牌工会”，（注：《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刊登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就把曾活跃一时的中华总工会之类，称为“有名无实，并不知劳动运动的方法”的“莫名其妙的工会”。邓中夏1930年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和蔡和森于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中也提到过这类招牌工会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出版的蔡的《提纲》中，黄介民和陈家鼐被印为“黄个民”和“陈家谋”，可能是原手稿太潦草之故。）而不是经过中共发起组成员的努力于1920年10月以后陆续创立的机器、印刷等工会。金立人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点。其实，当年不少所谓招牌工会得到了一些苏俄、共产国际人员的直接指导。（注：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归国华工同人会的领袖如陈家鼐、冯自由、曹亚伯、黄介民、张福堂、夏奇峰等都与苏俄、共产国际人员有直接联系。大概在某种力量的促使下，陈独秀、张国焘到上海之初亦曾参与中华工业协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会的一些活动。这类工会组织值得探入研究。）革命局在上海所从事的学生工作也主要由吴廷康直接同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狄侃、程天放、何世祯等直接联络，并间接地通过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里的大同党成员来进行。（注：维廉斯基在1920年9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的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18人“中央委员会”和3人主席团实际上就是他在《共产国际》（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第16期（周祖羲译、李玉贞校的中译文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中写到的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由18人组成的评议部和6人组成的执行部。他特别指出执行部（实为理事会）成员中的康白情、姚作宾、王德熙为大同党党员。在后一文章中，他提到全国学联下辖193个各地学生会，与“报告”中举的数字完全相同。）上海革命局“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6]的工作则主要通过与俄共党人合作的真理社（撰印了《兵士须知》等小册子，其不少成员直接到军队中进行宣传）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团来施行。（注：详见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第3部分“AB合作之宣传”，《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申报》1920年4月29日报道，那时在漳州约有三十多人“受雇”向各处士兵、学生等演讲。究竟谁出资雇用这么多人从事兵运（最后惹恼了陈炯明、陈炯光兄弟等带兵的军官）等工作，值得探究。尽管许多在军队中的工作开展于上海革命局成立之前，但一些活动后来被归于东亚书记处和革命局的工作成绩。）很明显，上海革命局从事的某些工作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并不相干。
    上海革命局情报鼓动处的俄华通讯社（或称华俄或中俄通信社）实际上是俄罗斯电讯社（POCTA）在中国的分社，1920-1922年间是罗斯塔－达尔塔在华分社的别称。“俄华通信社”的中文新闻稿上有Rosta & Dalta News Agencies的英文抬头。（注：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看到不少有这种中英文抬头的油印中文新闻稿。）吴廷康等在上海提供给《大陆报》（China Press）稿件时，曾使用“北京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的名义。[13]（P121）可见，被归于上海革命局的俄华通讯社应当是设在北京的罗斯塔－达尔塔的在华总部的上海分社。也许从共产国际的系统，上海革命局领导北京俄华通讯社及其他分社的某些工作，特别是与建立中共有关的工作。（注：担任罗斯塔-达尔塔北京分社经理的霍多洛夫和任广州分社通讯员的斯托扬诺维奇1920年4月曾在天津与吴廷康、柏烈伟等商讨工作（据в。усов，СоветскаяразведкавКитае20-еюдыххвека，стъ。137，由李玉贞提供有关译文）；霍多洛夫1920年曾经手向陈独秀转交若干经费（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May 5,1922,I.O.4514,Reel 64，引自Sooyoung Kim:The Comintern and the Far Eastern Communist Movement in Shanghai,1919-1922,p.57）；1921年中共方面的一个报告通过霍多洛夫寄给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据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第9号（1921年7月20日），《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这些都说明霍多洛夫等罗斯塔-达尔塔在华分社人员的某些工作同中共建党有关。）但无论如何，若把上海革命局当作中共发起组或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核心，便等于是说中国的一个革命组织领导了属于苏俄政府的海外通讯社，这当然是荒谬的。情报鼓动处（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里将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аrитационнаясекции翻译为“宣传报道部”，不够准确。）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从中国收集有关情报，然后汇报到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有关部门。从石克强整理、李玉贞翻译的有关中共建党的一组俄国文件（可视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的重要补充），我们可以看到，前面6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与吴廷康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有要求汇报、关于情报传递和汇报中国各种情况等方面的内容。[10]情报鼓动处所属俄华通讯社的任务之一就是广泛收集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外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消息、文章，择其要者翻译成英、俄文，然后通过电台发回赤塔和莫斯科。（注：参见拙文《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譬如，据刘仁静回忆，他1920年以后在北京的“华俄通讯社”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北京报纸上的消息译成英文，再有人译成俄文，通过电报发回到莫斯科。”见王川记录整理的《访问刘亦宇谈话记录》（1979年5月7日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组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内部资料，1979年印，感谢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王得山赠）。）一般共产国际机构设有情报机构，如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及其前身东方民族部均有情报部门。上海革命局所属的情报鼓动处从事情报工作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的机构，而收集情报显然不是中共发起组或社会主义者同盟应该承担的任务及其组织本身应当具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