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蚕桑教育在农业教育中地位的变迁 论述我国农业教育早期的历史,似须说一说当时兴办蚕桑教育的热潮。前已述及,我国最早成立的农业学校是单科性的浙江蚕学馆和设有农蚕二科的湖北农务学堂。1902年创立的直隶高农业学堂亦以“农桑为正业”(20)。其实蚕桑只是农村中的一门副业。可是19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在兴办农业教育的官员们心目中,却把讲求栽培粮棉等大田作物的农业教育,和改进蚕桑技术的蚕桑教育看得同等重要。 例如河南省办的农业学堂和蚕桑学堂可能是1904年同一年成立的。1906年山东创设最早的农林学堂,设农、蚕、林三科。江苏成立蚕桑学堂只比创办农业学堂晚二年。1903年,云南省创办的农业学堂中即设有蚕科,贵州省先设蚕桑学堂,后在蚕桑学堂基础上改为农业学堂,当时各省都举办中、初等的蚕业教育,尤以属于初等程度的蚕桑传习所等为多。总之本世纪初各地兴办蚕桑教育之风甚盛。 当时各地兴办蚕桑教育是和清廷命令各省发展蚕桑有关。在19世纪中叶,我国所产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独占地位。19世纪60年代,日本兴办蚕桑教育,运用近代科学改进养蚕技术,日本蚕业因此蒸蒸日上,开始向欧美出口生丝,没有几年,日丝在国际市场上便渐成华丝的劲敌。为了维护我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我国朝野一致感觉到改进蚕业刻不容缓。清廷号召于上,浙江蚕学馆和湖北农务学堂又开蚕桑教育之先河,于是各地兴办蚕桑教育风行一时。 不过发展蚕桑业须有一定条件,不是单凭主观愿望扬长避短能奏效。蚕业发展不起来,这地区的蚕桑教育便不能维持下去,进入民国后,各地兴办蚕桑教育之风似已开始下降。民国初年,由湖北农务学堂改组而成的甲种农业学校已无蚕科。由直隶农务学堂演变而成的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最初尚有蚕桑科,后来蚕桑科也被撤销了。各地的蚕桑学校或蚕桑科大多或裁或并。 浙西杭、嘉、湖的蚕桑业有深厚的历史基础。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鹿集在上海的丝茧厂商很多到浙西收购丝茧,促使这地区的蚕桑业更加兴旺。林迪臣在杭州创办浙江蚕学馆是符合当时地区需要的。19世纪后期,苏南太湖地区渐渐成为从上海出口生丝的重要生产基地,蚕业欣欣向荣,蚕桑教育亦有发展,很多地方不具备发展蚕桑业的条件。为了响应上级号召和追随一时发展蚕桑的风气,盲目兴办蚕桑学校,结果都只能昙花一现,很快就萎缩下去,此种现象在内地各省普遍存在。 本世纪初,我国为培养改进大田作物栽培人才而办的农业教育,和培养改进栽桑养蚕技术人才而办的蚕桑教育,几乎并驾齐驱。不久这种并驾齐驱的局面又归于消失。这样的变迁都有历史的原因,并非偶然。 六、清末民初兴办农业教育的效果 清末民初,我国许多地方的蚕桑教育兴起后又趋于沉寂,是因为当地蚕业发展不起来,蚕桑教育当然就不可能有前途。讲求粮、棉等大田作物栽培的农业乃“生民之本,”兴办农业教育是为了改进农业,满足国人生活的需要。近代我国兴办的农业教育,最初国人对它的要求是“广开风气。”但十多年后,大家觉得所办的农业学校并不能改进农业生产而深感失望。当时任东南大学农科主任的邹秉文曾写文章说:“吾国农校成立已十数年,……究竟此十数年之农业教育,除造成千百农校毕业生外,在国家农业究有何种影响?……闻其言乃愧无以对”(21)。农业学校所以对“国家农业”没有影响,也就是说未能起到改进农业生产的作用,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从政府、学校、教师和学生各方面来考察。 从政府方面说,当时政府举办农业学校目的,在于装潢门面,似乎需要有几所农业学校,聊资点缀,设置的学科往往也不恰当,拨发的经费则很少。从学校方面说,设备简陋,因经费拮据,无力开展调查、试验等工作,因循敷衍,既不注意教学改进,也不重视实习课。 至于教师方面,多数教师对于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十分隔膜。很多教师都根据外国的教材在课堂上宣讲一遍,不问效果如何。农业的地区性很强,外国的一套并不切合中国农业生产的需要(22)。学校实行计时授薪制,教师为能取得较多薪金,常常担任较多课程,因精力分散,对每一门功课都不能讲深讲透,也没有时间从事调查试验等工作。因此学校中所讲的完全与实际生产脱节,学生在学校中所学到的都是一些书本知识。书本知识当然也不是毫无用处,但单纯只掌握书本知识,就很难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在旧时代里,一般青年“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十分浓厚,农业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来到农业学校,志趣不一定在农。据记载,民国初年,南京的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很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入学之后“教者循循善诱,学者并无兴趣”。这些学生对农业课程很少下功夫,“对英文、算术等课则孜孜是务,一、二学期后则相率转学”(23)。这种现象,在农业学校谅必相当普遍,不止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如此。 上述种种都使当时的农业教育在改进农业生产上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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