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的其它资料中,可以对申报馆资料加以必要补充的是《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帖》和扫叶山房以及鸿宝斋发兑石印书籍的资料。这三个书局都是私营的,为当时石印兴起的范例。同文书局创办于光绪八年(1882),由广东徐润兄弟集股投资创办,备有石印机12部,雇员500人,居当时石印业之首。后于1898年歇业,短短十余年间,出版了不少书籍。随之上海兴起了一大批石印书局,鸿宝斋和扫叶山房都在其列。鸿宝斋兴起的历史不详,专出有光纸石印的童蒙读物及线装的古典诗文集、通俗小说。(注:朱联保编撰:《近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扫叶山房创设于明代后期,最初在苏州,光绪年间在上海开设分号,并增添铅、石、影印设备,业务范围由四部之书逐渐扩大。这三份书目资料的年代不详,根据其内容我们可以断定都在19世纪80年代。 同文书局的书目中有王之春于光绪六年(1880)撰写的《国朝柔远记》20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书目在1880年之后,但由其中西书数量之少可见不可能后至为19世纪90年代。鸿宝斋的书目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扫叶山房的书目中除《国朝柔远记》外,还有《乙酉科直省闱墨》,可见其年代在1883年以后,笔者认为当在1883~1886年间。 下面我们来看这三个书目的西书比例。同文书局为2.20%,鸿宝斋为3.36%,而扫叶山房为2.22%。三个书局的比例大致相当,相对于上述申报馆资料中14.91%的比例来说都小得多。这固然与书局的性质有关,但三个书局都是民营的营利企业,从这个比例可见当时西书在社会上并不受重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个书局中有限的几种西书或含有西学内容的书籍的性质。同文书局有西书4种:《陆操新义》、《国朝柔远记》、《谈瀛录》和《中西算学大成》。鸿宝斋所出西书或含有西学内容的书10种,同样也有《国朝柔远记》、《谈瀛录》,所不同的是有五种算学丛书,以及含有西方自然科学内容的《西学大成》丛书(注:该丛书没有子目,统计时只以1计。),另有一种地图和《皇朝经世文编》(注:未注明是初编、续编成三编。按,《皇朝经世文编》编于1820年,所含西学内容不多,续编就专门有了洋务等门。此书定价八元,为数不小,可以推断它一定含有续编或者别的内容。)。而扫叶山房的8种西书则为:《陆操新义》、《国朝柔远记》、《谈瀛录》、《黑蛮风土记》、《梅氏丛书辑要》、《九数通考》、《万国舆地图》、《直省舆图》。这三个书目里有两种书是重合的,另外同文书局与扫叶山房有三种书是相同的。这进一步印证了这三个书目处于同一时代,且这几本书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中,《国朝柔远记》记述的是自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一年(1872)的外交史。《谈瀛录》是议论之书,这说明当时对国家兴亡的关心已比较时兴。总体来看,这三个书目中西书涉及议论、算学、地图、军事、交涉几种。对比上述申报馆的资料,不难看到其倾向性颇有不同。 综合上述各份资料,总共1147种书籍中西书占48种,比例为4.1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世纪70~80年代,西书的比例总体上是很小的,尽管从申报馆的资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 2.官书局和宗教出版机构书目-湖北官书局、浙江图书馆附设印所以及慈母堂书目(1898年以后) 十九世纪下半叶,官书局于全国各地兴起。它们皆由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和地方高级长官所倡办,其宗旨在于大量刊印四部书籍,其中也有少量因讲究洋务而印刷的西书。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有湖北官书局和浙江图书馆附设印所的书目,兹对其进行分析讨论。又,资料中还有一份慈母堂的书目。慈母堂作为教会性质的印刷机构,其宗旨在于为宗教服务,但也有少量关于科技及语言方面的西书,因亦属非民营性质,在此合并进行讨论。 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同治六年(1867)成立于湖北武昌。它的书目笔者看到两份,其中一份注明为民国元年(1912);另一份时代稍前,由其中《奏定各学堂章程》一书可以断定发行于1904年以后。浙江图书馆附设印所的前身为浙江官书局,清同治三年(1864)设立于杭州小营巷报恩寺。宣统元年(1909)浙江图书馆设立后以其作为附设机构,更名为“官书印刷所”。笔者所见浙江图书馆印所书目时间显然在1909年之后。 浙江图书馆印所、湖北官书局第一、二个书目的西书比例分别为13.83%、7.21%、5.54%。湖北官书局第一个书目的24种西书中,应用科学4种,矿务和电报各占2种。自然科学中有算学1、天文1、格致教科书1,另3幅地图。关于西方制度的书有6种,多为军事和政治法律。另有交涉类的约章3种。第二份书目大致没什么变化,只多了小说1种,少了各种约章。浙江图书馆印所的书目则颇为不同。其西书35种,各种约章就有11种,通商章程2种。应用科学7种中,农政4种,矿务3种。另外还有8种关于西方制度的书,4种为西方军事,学校和政治法律各占2种。 从浙江图书馆印所和湖北官书局的出版特点来看,二者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西书比例均未超出时效在其之前的上述申报馆资料,是其相似之处。但浙江图书馆印所西书数量稍多且更重视应用科学,通商、约章两者都作为西书的重点,而以浙江为尤。这无疑有其地理区位的因素。浙江地处沿海,距西学传播中心上海较近,湖北虽号称九省通衢,对外交通毕竟不及沿海近便。 慈母堂书目注明为1898年,西书只有9种,占总数162种的5.56%。其中,教科书7种,含语言工具书5种。余下1种为游记,1种为地理书。慈母堂中西书教科书数量较多与教会的目标有关,教会要极力地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所以尽力发展教徒、印刷图书、开办教育机构,所出版的书也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以上4个书目都是1898年戊戌维新以后的资料,但西书比例均如此之低,这固然与书局的性质有关,同时也直观地表明,在当时全国改革变法的大潮中,官书局和教会印刷机构基本上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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