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1904年书业公会书底
    “癸卯学制”于1904年在全国颁行后，这一制度深刻地影响着西学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与速度。我们可以通过对当时西书在出版业中的比例进行分析，进以窥探西学流行的主要趋势和力度。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同时期书底，就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
    第一类，根本不发行新书的书局。上面资料中有8家，诸如何秀记等。这类书局完全出版旧式图书，主要为经史子集和旧式小说。
    第二类，发行一定的新书，但新书比例小于30%的书局。这一类书局数量最多，有35家。新书比例起伏也很大，从扫叶书房北号的2.44%到嘉惠书林的26.47%。新书的类别中，教科书相对较少，多以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政论及科举参考书为主。当然，综合此类书局的书目来看，新书发行虽已达到一定比例，但仍以旧书为主。
    第三类，新书出版比例在30%～50%之间的书局。这类书局有美华宾记、广益书局、著易堂、理文轩4家。这些书局发行的新书已经占了出版的相当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书中，教科书的比例有小幅度的增长，政论及科举参考书的比例则有明显下降，而关于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却占据了绝大多数。
    第四类，新书比例为50%～70%的书局。宝善斋、六艺书庄、富强斋、文会书社4个书局即为此类。此类书局即以发行新书为主。而且，很显著的特点是，教科书的出版比例大大超出第三类的水平，它们的发行比例从20.16%增长到了37.93%。与第三类书局相比，这类书局所出版的政论及科举类参考书的比例大体相当，但是，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之比例却略有减少。
    第五类，新书比例大于70%的书局。在这类书局中，新书比例最高可达100%，即书局印行并出版的书籍皆为新书。这类书局有6个，很明显，新书已经占了绝大多数。
    从上面这五类书局发行新书的状况来看，当时大部分书店都已经营新书。但是不发行新书和新书比例30%以下的书局就占到了43家，30%这个比例也大概和57家书底中新书比例26.56%大致吻合，这说明当时的书店仍然是以经营旧书为主。但是这个时期也已经有一小部分书店把新书的出版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第三、四、五类书店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数目明显不多，3类书店一共14家。书底发行新书总数658种，但是14家书局发行新书共426种，占到64.74%。这个时期虽然大部分书店还是以经营旧书为主，但是已经有一小部分书店把经营新书作为他的生命线。
    下面我们再看新书的种类。57家的书号留底共保存了2477种书，其中新书或者含有西学内容的国人编辑的书一共有658种，比例达到总数的26.56%。西书中教科书259种，占总数的39.36%；而有关政论和西方科技知识的书比例分别为16.57%和44.07%。
    这个时期“癸卯学制”已在全国实行，很多书局也开始专门出教科书。在上面的书业工会书底中，诸如广明书局、兰陵社、彪蒙书室、支那新书局、南洋官书局、震东书局所出书几乎全部为教科书。这些都是为了给当时在全国兴起的众多大中小学堂提供教科书的。
    在1904年，科举考试还没有完全被废除，应试参考书的大量出版和发行，仍然是出版业中一种醒目现象。1901年政府明令开设经济特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当时一些人为了适应社会上这些人的需要编辑了大量诸如《时务统考》、《洋务经济统考》、《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之类的书，占到了西书比例的9.73%。而时人政论之书的畅销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补充士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和满足策论的需要。当然，政论之书的大量出现和畅销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即国家处于兴亡关头，此类言论针砭时弊，符合国人的心理需求。
    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书仍是西书的主要内容，这类书是国人认识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一个主要窗口。而且其中有些浅显易懂的书就为学堂采为教科书，或者为进行科举考试的士人补充其西学知识。当然，其中国人自己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所编著书的数量也不少，尤以自然科学中的算学为突出。国人所著游记也极受欢迎，此类书既可以扩大国人的知识面，也可以做为消遣书来读，在娱乐中求知识，这也颇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也是这份资料所反映出的上海出版业中的一大特色。在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是比较受到大众欢迎的一类书籍。商务印书馆的书目资料及上述书底资料，就能有利地相互印证当时小说的畅销程度。
    在书底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书非常地受欢迎，无论在人们的生活还是在当时的书业市场中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地球韵言》有11个地方卖，应是当时最畅销的一本书，它是当时用于地理教学和普及地理知识的浅显易懂的教科书籍。（注：张秀熟：《清末民间儿童读物》，见《文史集萃》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另外，冠以“蒙学”、“改良”、“最新”等字眼的教科书，在当时也比比皆是。政论书籍也是非常畅销的一类书，如《校邠庐抗议》有8处经营，《盛世危言》也有7处书店有售。而《汤氏危言》、《劝学篇》也一样受到人们的喜爱，显然这类书极大地符合了当时的大众口味，也是提供给士子们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万国公法》、《金石识别》这些书销售也不错，清末孙宝暄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就记载了他曾经反复阅读《万国公法》的经历。（注：孙宝喧：《忘山庐日记》，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谈天》、《化学鉴原》等西方知识类的书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一般还只是为学堂采用作为教科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