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西学虽从明末清初时已传入中国，但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却一直非常缓慢，更谈不上在普通读者中流行。而到清朝末年，大致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西学却能在中国的国土上迅速发展并为人们所熟知，一般认为几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这一过程是引人深思的。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70、80年代，即使在西学的传播中心上海，西书流通的数量仍然很少，并且其种类也不多，而到20世纪初期，很多书局已经把出版西书作为其生命线。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不妨说，晚清的政策对于西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措施以至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都显示了中央政府普及西学的决心。其中最紧要的一着做法就是把西学融进了教育体制。只有到这一层面，西学在中国才得到真正的普及。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到19世纪90年代，西学尽管已经相当流行，但国人对于西学的概念还是不系统的。这一时期发行的西书中，地理图籍所占的比例异常地大，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周振鹤先生提出的地理学在当时作为先行科学的问题。（注：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见邹振环：《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而且，由于当时“中体西用”观念的流行，导致国人在引进西学知识时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选择，其具体表现就是有些在计划中预备要引进的西学书籍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这一问题在讨论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准备在另文中专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