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清代中前期“华夷”观念之演变对于中国最终从“一统”走向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体现为清朝统治者们竭力规避自己的“夷狄”角色，而且体现为他们为自己、同时也为清朝统治内的非汉族寻求中华人的正统身份。这一做法，无疑推动了清朝统治下多民族间的融合，并使清朝开始从“一统”走向真正的国家统一。
    雍正帝就认为“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人为索虏。”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此时期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不再有传统的“夷夏”之分，其称谓之不同相当于清廷统治下各民族籍贯之不同，即“不知本朝之有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12]
    乾隆帝与雍正帝一样，也认为对已经归顺清朝的非汉族人称之为夷狄，或刻意地消除满洲、蒙古等称谓都是不应该的。在乾隆帝眼中，满洲、蒙古、回部最多只能代表各部在中国所处地理位置之不同，而非夷夏高低之分。他曾称：“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13]“但以中外过为轩轾，逞其一偏之见，妄肆讥讪，毋论桀犬之吠，固属无当。”[14]此处乾隆帝所强调的是中国的认同，而非夷狄华夏的区别。
    因此，就清代中前期而言，清廷对“华夷”身份的再定义，对清朝统治下各民族“华夷”身份的淡化，以及对各少数民族中国身份的认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华夷之辨的传统范围，传统做法，而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三、近代以来“华夷”观念之演变
    近代时期是中国传统华夷观念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这一变化主要体现为：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华夏”的独尊地位，转而承认一向被中方视为夷狄的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自此，自清代中前期以来以“中国”、“非中国”为标准的“华夷”划分实已发生变化，“夷”的角色和称谓开始丧失，西方开始被中国人看成是发达而富强的文明国家。
    （一） 近代以来传统“华夷”关系、“华夷”观念所受冲击
    清代所形成的“华夷”体制曾将不愿臣服于清朝的国家隔绝于官方交往关系之外，如果它们想同清朝实行官方交往，则只能通过所谓的朝贡关系去实现。但这一体制在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统治的54年时间后，已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它不仅使“天朝”藩篱荡然无存，而且使“天朝”的“华夷”体制在西方面前也不复存在。具体而言，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华夷”关系、“华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国同所谓的西方“夷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两次鸦片战争以及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清朝在中西交往中的主动地位[15]，清朝从此处于相对被动、屈从的地位。就此点而言，晚清权臣奕的感受最为深刻。他曾称：“窃为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夷祸之烈极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无一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16]即清廷由此前对西洋“蛮夷”的“独断”，而不得不对西洋实行“迁就”，并服从西洋的规则[17]。不仅如此，战败的清朝不但对所谓的西方“新蛮夷”无控制之力，而且反受西方“蛮夷”之控制，其中最典型例子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代替清廷代拟旨事。[18]
    第二，“天朝”对西方“夷狄”认识发生了变化。清方开始认识到西方“夷狄”不再是中国传统体制中的南蛮北狄，而是比这些传统的“夷狄”更厉害的洋人。这一变化可以从清朝的一系列表达术语的演变中体现出来。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对西方人统称为“夷”，其中与西洋的一系列交往都以“筹办夷务”来概括；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则开始将这一“夷”字换成“洋”字，此前的筹办“夷务”也变成了筹办“洋务”。“天朝上国”对西洋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同样鲜明地体现在54年间清方大臣与皇帝的思维表达之中。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耆英因认识到西洋“夷人”不可以威服之，而提出了对天主教可驰禁的建议[19]，同时他又提出了不可“以藩属例”对待“英法之夷”，和“与其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的建议[20]。而对于西洋的英法“夷人”，道光帝虽表面上仍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自居，但在实际的行为中也采取了不同于藩属的做法来对他们。而到了咸丰年间，清廷对于西洋“夷人”的认识更为分明了，清廷咸丰帝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巨大震惊后，虽仍有“天下”大论，但他更多强调的是中国皇帝“抚有中华”而非“抚有天下”。[21]
    第三，西方“夷狄”对清朝认识的变化。西方开始将清人看成是不开化之人，将东方体制看成是陈腐的、不合理的、过时的制度。时人马士就认为近代中西交往上即使西方有着某些过错也是不值得反思的。他称：“我们只能接受现实，借经验而获益，如果从经验可以获得任何教训的话，那个教训就是忍耐和劝说都不曾在这个国家里把文明事业向前推进一步过”[22]。而当时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也认为，清代中国只能算得上“是个异教和半文明的国家”[23]。45年间中西双方的冲突、清朝在这一冲突中的失利，使得西方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二） 近代时人“华夷”观念之演变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之间的“华夷关系”和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虽发生了变化，但是与中外关系的巨变相比，中国人思想观念之变化则显得较为滞后。因而，它决定着近代以来中国人传统“华夷”观念的演变是一个相对曲折、复杂、而又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总趋势是，中国人在对传统的“华夷”观念进行摒弃，并导致其最终被彻底废除。以下事例很好地说明了此点。
    首先，时人对近代以来“华夷”关系的认识有了变化。魏源是从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角度去认识这一关系的。他曾称：“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礼宾外国是诸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24]他虽然仍从圣人怀柔天下的角度来发议论，但是他的“圣人”之天下中的外国，不再是传统的蛮夷，而是藏有某些当今圣人、王者所必须了解、学习的东西。因此就有“礼宾外国”、“重咨风俗、广览地球”之必要。而同治十一年王阎运在自己的日记中则从反对“华夷大防”的立场对“华夷”关系提出新的认识。他称：“古无禁隔华夷之制，而中外相安，中行说教匈奴不通汉，强夷狄之术耳。夷之慕华，自古今同，然明人反其道，终受其祸。论者不悟，猥以不守祖法，咎谬矣。”[25]此论虽仍带有中华“居大”的成分，但他的思想与传统的“华夷”大防思想相比较，也有了进步。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华与夷的相区别的身份，而是反对将华与夷相隔离的做法。
    作为晚清权臣与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奕，对如何搞好此时期“华夷”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清朝的失利使奕认识到“现今夷人不可剿，只可抚”。正是如此，所以他对西洋夷人提出了“柔远以德”的绥远之道[26]。他的“绥戎之道”就是要仿效晋悼公“和戎”的“怀远之遗意”。[27]正是如此，他提出了“其恶也，恶其恶也，非恶其人也”的“夷夏”好坏之分的新标准。奕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以他们的行为，而非他们的身份来评价“华夷”之好恶。[28]
    其次，时人对洋夷的认识有了变化。冯桂芬就认为“当今”的夷人不可灭。他称：“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29]正是如此，所以他建议公平地对待外国人[30]。与魏源、王阎运、奕等人的观点相比，冯桂芬的认识明显地又进了一步。他已经认识到洋夷与传统中国内的夷狄之不同，而且洋夷并不比中国人落后。
    经过道光、咸丰、同治时期中西之间的冲突和磨合，清代时人传统的“华夷”思想意识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最终导致了时人对传统“华夷”观的否认。他们认识到中国虽为华夏，西方虽被中国称为“夷狄”，但华夏并不一定比“洋夷”优越；相反，华夏倒有可能被西洋人看成是半野蛮人。持此论者的最典型代表是郭嵩焘。郭嵩焘于光绪四年间的日记中引用西方的“文明”、“半开化”、“野蛮”观点批判了中国人传统的夷狄思想。他称：“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31]
    因此，与此前魏源、王阎运等的“华夷”论相比较，郭嵩焘的“华夷”新论又有了重要的不同。他们认为，“现在”是西方开始变为文明开化，而担心中国开始走向被西方视为半开化的“夷狄”时代。这一前后的倒位，则说明了中国传统上的华夏优越于“夷狄”的理论基础已经丧失。伴随着这一丧失，中国传统的“华夷”体制也开始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