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牒（63）这应该是一封与敕旨授官告身同时下发的敕牒。在唐代，敕牒与级别更高的王言同时下发的情况，当比现有材料所显示的要多（64）。
    五代时期，敕牒和其他王言共同行下的情况更加普遍。敕牒用语以“奉敕”二字为标志。《五代会要》中通过“奉敕”发布的皇命随处可见，表明敕牒的广泛应用。“奉敕”事宜涉及礼仪、刑法、科举、选官等。其中有一些是事务机构对某一重要事项进行条流，订出执行细则，奏请皇帝批准，通过“奉敕”的形式发布。这些细则出台后，很可能成为格（65），作为国家政务运行的准则。因为敕牒独立处理的事务往往是琐事，基本不会与国家政务整体运作相关，因此《五代会要》中所载“奉敕”的内容，应该有相当一部分同时通过更高级别的王言发布。如后周显德四年（957），侍御史张湜等九人奉诏编集新格。“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奉敕：‘宜依。’”（66）此条史料亦载于《册府元龟·刑法部》和《旧五代史·刑法志》，二书对奏文内容的引用更加全面，结尾皆作“敕宜依，仍颁行天下”（67）。准许新定刑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明确其具有和律疏令式同样的法律地位，并作出废除部分旧有法令的决定。这无论如何不能以“细事”论，当存在级别更高的敕旨文书。《册府元龟》和《旧五代史》所载，“敕”前无“奉”字，很可能就是相应的敕旨（68）。此外，《五代会要》中收录的某些敕牒形式的公文，在《册府元龟》中确实以敕旨形式出现。如天成元年十二月三日，御史台（御史中丞卢文纪）状奏论每日常朝及五日起居事件二条。《五代会要》所载批答为“奉敕：云云。”《册府元龟》所录，则是以“敕旨”开头，批答文字基本相同（69）。可见，自出现之日至五代末年，敕牒与更高级别的王言配合行下传递皇命的情况，日益普遍。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在制书、发日敕和敕旨三种文书中，敕旨和敕牒同时行下的情况最多。
    敕牒是正式王言，作为颁发机构，中书门下必定设有专门的勾检官对其进行勾检。特别是单独发布皇命的敕牒，经中书门下是唯一的途径，只有经过全面勾检，才可能下发。中书门下设堂后五房，其一为孔目房（70）。孔目房由孔目官所掌，孔目官属于勾检官的一种，“文案发付、案牍勾检为孔目官的基本职掌”（71）。孔目官还“通过受付文案……从单纯的勾检发展演变（为）监督执行者，融勾检、监察及管理于一身……”（72）李锦绣先生认为：“孔目官房掌皇帝与宰相之间的公文联络，职权重大，与唐前期文案受付机关尚书都省作用相近，但更便捷，更利于执行。”（73）可以推知，当敕牒由中书门下发布时，担负起受付和勾检责任的正是中书门下孔目房。
    但是，从现存敕牒完全看不出孔目官从事勾检工作的迹象。上文已论，唐代早期，都省都事和郎官通过签署制敕以示勾检，并承担法律责任。敕牒上却无孔目官署名。不过，《新唐书·夏侯孜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咸通五年），堂史署制，仆［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夏侯］孜怀中，即死。”（74）堂史（吏）是对五房堂后官的称呼。七种王言中，只有敕牒经行中书门下，此堂史所署之“制”，只能是敕牒（此处明言“署制”，故非誊写制敕）。在唐代，代署文案是违法行为（75），此堂史履行的必然是自身必须承担的责任。因此，这很可能正是孔目官对敕牒勾检署名的情景。与其他王言同时行下的敕牒，敕文当与所奉高级王言之敕文相同，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或翰林学士等官所草。单独发布皇命的敕牒处理的事务相对较小，不可能下中书门下由宰相亲草。根据唐代史籍，亦不见新兴官职分掌草诏工作。故单独发布皇命的敕牒，如果需要重新拟旨，亦可能由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官负责。因为敕牒形成的具体过程尚未确定，故对孔目官勾检敕牒的流程，也无法作出准确推测。据《夏侯孜传》，堂史署制之时，宰相即在侧，大概群相在敕牒上署名后，直接召孔目官现场检查稽失，受事发辰，并朱笔行勾。完成这些工作的，可能不止一人。带有孔目官署名的敕牒原件保留于中书门下，重新誊写的抄件由孔目官直接以中书门下的名义发出，中间没有其他环节，故敕牒往往在皇命发布当日即可完成行下。抄件省略了孔目官受付勾检的程序，但孔目官确实进行了这一工作。这与自武后时期开始，经行都省的王言虽然保有都事和省郎的署位，二官却多不履行实际责任的情况，正好相反。与高级王言同时行下的敕牒，应该无需年终勾检，因为只要勾检高级王言即可。单独发布皇命的敕牒，很可能由中书门下孔目房负责年终勾检，因为尚书都省并没有这部分敕牒的留底文案。
    唐代前期，制敕经行两省时，两省宰相皆须署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后由尚书都省行下施行。敕牒则由包括两省长官在内的全体宰相署名后，由中书门下直接发布。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实际长官始终担任宰相。当敕牒奉其他王言而牒时，敕牒发布的皇命同时经中书、门下两省，不违背唐代前期王言形成的程序。即使敕牒单独发布皇命，由于担任两省长官的宰相皆须署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敕牒也可算作经过两省。
    只有都省的受付勾检职能在唐代后期王言形成、下发和执行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敕牒由中书门下孔目房勾检，不经都省，无需再论。制书和发日敕，往往只保留都省都事和郎官的署位，而无人履行职责，至晚唐甚至连省官署位也不复存在。敕旨则从肃宗朝开始，基本不再经由都省受付。当这三种王言与敕牒配合行下时，中书门下孔目房通过发布敕牒，等于对三种王言的内容也进行了勾检，并对所发布之皇命的执行承担实际行政监督责任。上文已经提到，在制书、发日敕和敕旨三种王言中，敕旨与敕牒配合行下的情况最多见。而唐代后期，都省正是最早退出敕旨运行程序。在都省勾检越薄弱（甚至不复存在）的环节，中书门下孔目房所负担的责任越重大。事实上，当敕牒与高级王言同时行下时，对王言的勾检完全依赖于中书门下孔目房。在高级王言不再由都省行下施行之后，对王言的年度勾检权应该也转入中书门下孔目房。反之，可以推断，唐代后期随着都省对王言勾检作用的虚化，甚至消失，势必导致越来越多的高级王言与敕牒同时行下。
    在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敕牒产生，一条新型的王言运行通道适时地出现，配合了中书门下掌控监督百官执行权的需要。
    六公文运行与开元十一年以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定位
    中书门下以宰相机构的身份出现于玄宗朝的政治舞台上，直接握有对军国要务的议政权，也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监督百官执行权中的出令权。但监督百官执行权中的施政权主要还掌握在尚书省手中。中书门下只有迅速取得施政权，才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宰相机构。故自建立之日起，中书门下就与尚书省展开权力之争，并在元和年间最终成为裁处国家政务的主体，推行政令的主要权力转归中书门下。与此同时，中书门下也成为实际统御百官的机构。然而，尚书省的施政权，包括颁布政令权从未完全丧失。唐代后期，尚书省依然被称为“会府”，是国家承认的“天下政本”（76），在名义上保有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的地位。
    唐代前期，国家政务主要由尚书省通过奏抄进行裁处。开元十一年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奏状取代奏抄成为裁处国家政务的主体文书，中书门下拥有对绝大部分奏状的裁决权。在公文上行过程中，尚书省发出政令，指挥国家常务运作的主要权力，移至中书门下。
    唐代前期，尚书省是中央百司中唯一可以使用符牒的机构。尚书省符牒主要功用有二。一是对于一些较小的事务，省司有权直接通过符牒指挥中央寺监机构和地方府州进行处理。中书门下建立后，则使用堂帖、堂案（实为堂判）等专用公文（77），发挥尚书省符的此项功能。二是制敕王言经都省勾检后，省司以符式转发王言，要求相应机构予以执行。如前所论，唐代后期，敕牒与其他王言同时下发的情况日益普遍。当敕牒与高级别王言并行时，等于高级王言经过中书门下的勾检，并由中书门下以牒式转发。在这种情况下，中书门下在非敕牒类王言行下过程中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都省及其下曹司，敕牒起到了省符转发王言的作用。
    中书门下通过堂帖、堂判和敕牒三种下行文书，将尚书省以符牒发号政令的两种权力逐渐收归己有。与此相对应的是，都省领导的全国勾检体系解体，包括敕牒在内的部分公文在下行过程中的勾检权力，甚至年度勾检权力逐渐转移至中书门下孔目房（堂帖、堂判等中书门下专用公文，应该也由中书门下孔目房勾检）。在公文上下行过程中，中书门下已经将监督百官执行权中的施政权基本控制在手中。
    尽管如此，尚书省在名义上保有“天下政本”的地位。安史之乱后，重建唐代前期的政治体制，借以重现升平景象的观念始终存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唐王朝发展新的行政运行体制的同时，也时有恢复三省制下尚书省地位、职权的举措，尽管每一次具体目的和执行力度有所不同。尚书都省及其下二十四曹一方面转型以适应新体制，一方面抓住时机力图重获或维持唐代前期的某些权力。唐代后期的政务运行过程中，始终无法完全消除三省制的影响。尚书省对奏抄的使用并未停止，特别是在大规模恢复旧制的广德二年（764）至贞元三年（787）。与此同时，尚书省持续应用符牒领导寺监和地方府州处理某些常务（78）。在王言下行过程中，都省勾检权力虽然不断弱化，最终不复存在，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制书和发日敕等王言却基本上保有都省都事和郎官的署位。除敕牒外的其他正式王言依然通过尚书省以符牒的形式发出。懿宗朝以前，在名义上，都省--尚书省曹司尚为王言经行的最主要通道。此外，除制敕外的部分公文仍经都省发遣，并由都省行使年度勾检权。
    对唐代敕牒的内容和中书门下（宰相）在敕牒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歧，导致了学者对中书门下建立以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定位各持己见。罗祎楠先生坚持开元以后，宰相在制敕下发过程中，只起到发放公文的作用，唐后期行政运行体制的整体特征更接近于三省制，有唐一代行政体制没有实质改变。他认为，刘后滨先生在其论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中，所引敕牒处理的主要是皇帝批复臣下奏状，签署“宜依”的文件，不需要另外拟旨，因此中书门下不在其中参与意见（79）。罗氏的论断值得商榷。首先，他对唐代敕牒内容的判断并不全面。因为部分批答奏状的敕牒需要重新拟旨，且唐代存在直接发布皇命的敕牒。其次，中书门下对政务的裁决，更主要体现在奏状上行的过程中，亦即在皇帝作出决定而下达诏令前，已经参与意见。再次，当皇帝下达指示后，如果这一指示需要以高级王言与敕牒两种形式配合行下，会同日发往中书省和中书门下。该命令在经过中书省宣奉行等程序，成为具有国家法律效应的正式王言之前，已经到达宰相机构。如果宰相对皇帝的旨意持有异议，定然可以先行奏明。因此，中书门下绝非仅仅是敕牒的发放机关，而是参与了相关事务的决策。在唐代，敕牒并不一定需要和其他诏令配合行下。这种情况下，宰相机构在王言颁布过程中，承担独立的责任。敕牒文书由中书门下发出，不经尚书都省。这些都与三省制下公文运作特色有本质区别。刘后滨先生更多地强调独立的宰相机构成立以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发生了实质改变，同于北宋时期的特征，非常重要的证据即敕牒代表的完全是宰相的独立意志。这是因为刘氏未能全面考察敕牒的种类而造成的误解。刘氏认为敕牒只有一种形式，即单独对奏请进行批答，却没有注意到敕牒和其他王言配合下发的现象。当敕牒和其他王言配合行下时，敕牒发布的内容依然经过三省，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即使是单独发布皇命的敕牒处理的事务，亦非由宰相独立裁决。这与北宋前期中书门下已经完全成为敕牒形成的主体，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一种行政运行体制取代旧有体制总是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两种体制并行的情况，尽管可能其中一种居于主导地位，但另一种体制的特性并未完全消失。中书门下建立以后，制敕运行依然带有明显的三省制的烙印。大多数诏令仍需经过三省，尚书省是这类诏令的施行机构。同时，宰相机构作为诏令施行主体方面的权力有所加强。敕牒由宰相机构发出，可以单独批答奏状或直接发布皇命。越来越多的高级别王言需要与敕牒同时行下。中书门下孔目房在敕牒经行中书门下时，承担起勾检职能。虽然中书门下尚未在制敕的成立过程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但宰相无论在裁决制敕处理的事务方面，或是在通过施行制敕，监督百官执行方面，都积极参与其中。这又接近于北宋时期所谓中书门下体制下公文运行的特色。
    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作为唐代国家宰相机构，拥有对军国大政的决策权（议政权），并通过公文运行发号政令，统御百官，逐渐在监督百官执行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这与三省制下政务运行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开元十一年以后的唐代行政运行体制带有三省制的痕迹，依然应该被确定为“中书门下体制”。
    收稿日期：2012年2月28日
    注释：
    ①参见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3-290页；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
    ②参见刘后滨《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1-232页；《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此后刘氏在其《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一书中，对“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唐代政务运行进行了全面阐述。
    ③罗祎楠：《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书评），《中国学术》2005年第2辑（总第2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9-297页。
    ④《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344页。
    ⑤《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职掌”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3-274页。
    ⑥《唐代制敕研究》，第513-545页；《唐代公文书研究》，第279-311页。
    ⑦《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书评），第289页。
    ⑧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九，《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874-1875页。
    ⑨参见唐元（玄）度《奏九经字样状》，《全唐文》卷七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89页。
    ⑩《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9页。其标点，根据文义，径自改之。
    （11）《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55页。
    （12）参见《唐代制敕研究》，第543页注（2）。
    （13）刘后滨先生推断，《唐会要》中保留的“敕旨：依（奏）”格式的文书，肯定为敕旨文书；而“敕旨：宜依”格式的文书，有一些可能是敕牒文书。但刘氏没有解释如此判定的理由。见《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350页注③。
    （14）李德裕：《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一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57册，第107-108页。
    （15）《新五代史》卷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1-632页。
    （16）刘后滨先生根据任官敕书的结语“可某官”和“可依前件”，将唐后期的任官敕书分为两类，认为前者为发日敕，后者为敕旨。见《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334-337页。但这种划分似乎并不绝对。刘氏列举的所谓授官的敕旨有的是以“敕”开头的，且当中书省将该敕以牒式转门下省时，皆称“奉敕如右”。这正是发日敕的标志。敕旨则应以“敕旨”二字开头，并且中书省转牒门下省时，称“奉敕旨如右”。参见中村裕一先生复原的敕旨式，《唐代制敕研究》，第477页。
    （17）《旧五代史》卷一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90页。
    （18）《为田神玉谢赐钱供兄葬事表》，《文苑英华》卷五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100页。
    （19）论事敕书用于“慰谕公卿，诫约臣下”。见《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职掌”条注，第274页。
    （20）《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841-842页。
    （21）《唐代公文书研究》，第88页。
    （22）《唐代制敕研究》，第529页。
    （23）《唐代制敕研究》，第513页。刘后滨先生同意这一观点，见《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349页。
    （24）《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职掌”条，第274页。
    （25）［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7页。
    （26）《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
    （27）参见《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大历五年四月己未夜”条、“五月己卯夜”条、“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6-297页；《新唐书》卷六《代宗纪》“大历五年四月己未”条、“五月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五年秋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15页。
    （28）P. 250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第2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586-587页。
    （29）《唐代制敕研究》，第531-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