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美]本杰明·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系教授。
    “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概念。卡尔·马克思率先使用“资本”一词来描述交易速度的提升，这种交易速度的提升将近代早期欧洲推到了全球经济的前沿。①自此之后，西方理论家就接受了膨胀的“资本主义”概念。那些对帝国主义崛起感到惊奇的人会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讲述1500年后“西方崛起”的动人故事时，通常会将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视为小角色。相比之下，传统的亚洲经济变成了与发展不利的“羞怯”的小妹妹。它们的“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为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原材料。1800年后，巨人般的欧洲成为了世界市场的魁首。欧洲学者--马克思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骄傲地宣称，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绝大部分的方面都具有优越性。马克思希望社会主义是后“资本”，而非前“资本”。②
    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具体数字，并“从局部的角度看待全球问题”，那么，以欧洲为中心的膨胀的“资本主义”观就站不住脚了。而且，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500年到1800年间“资金”的流动情况，我们会发现相反的情况：资金最初的流转中心是印度、中国和奥斯曼的货物集散地。将近代早期的世界发展动力“重新归结”为“某些地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东亚网络对于全球的重要性。③在1800年以前，欧洲人生产不出什么吸引亚洲消费者的东西。事实上，当时的全球经济就是欧洲人将新世界的金银运到亚洲，用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例如，各国“东印度”公司购进的瓷器、丝绸、漆器和茶叶经由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Seville）到达伦敦、巴黎、里斯本、罗马和马德里。这些商品在当地的热卖支撑了日本和中国的白银时代（silver ages）。
    亚洲和欧洲经济规模的差异与两地的人口差异有关。1600年，300万农业人口是西班牙人口的主体。而在1800年，法国人口约为3000万人。按照欧洲的标准，法国已经是个人口大国了。在白银时代，明代中国的人口至少是1.5亿人，还有人说是2.5亿人。到1800年，中国人口至少是3亿人。印度没有准确数据，但它的人口更接近于中国而不是法国。在德川时期（1600-1858年），日本的人口规模要小一些。在进入18世纪人口停滞期之前，日本人口于1700年达到了3000万人，与法国相当。这些差异意味着，即使亚洲缺乏“资本主义”，它也可以通过近代早期的全球经济脉络独占大部分“资金”。如果所言不虚的话，中国在宋代（960-1280年）经历了大规模的印刷革命。中国印制钞票的历史比欧洲早了4个世纪。印刷革命在明朝的白银时代达到了顶峰。但蒙古人无节制地印刷纸币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使纸币在元朝（1280-1368年）末年受到了诟病。④
    如果说带着某种后见之明我们终于认识到上述历史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便不该再让膨胀的“资本主义”概念影响我们对亚洲“资金”的理解了，我们对后者的理解并不充分。我们不该再让狗尾来摇动狗（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个“西方”的概念，它不能支撑“东方”的资本积累）；相反，我们必须更正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应认识到亚洲的全球经济（Asian global economy）是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亚洲“资金”打入世界市场要远早于欧洲人心目中“资本主义”概念重塑世界的时间。近代早期的世界并非是“盲从”的。到1600年，中国、日本和印度最初的动力设备使欧洲人重新反思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例如，财富观的合理化首先出现在中国。在这一个长期过程中，财神（god of wealth）从一位会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的邪恶之神变成了一位能给祈祷者带来经济利益的善良之神。⑤
    亚洲人并没有清晰表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在国内庞大的土地制度中，城市、城镇和乡村层面的蓬勃发展将他们的经济行为同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亚洲的农业结构阻碍了本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港口却使欧洲的港口相形见绌。在欧洲，供养大城市的农业人口更少。从长期来看，来自新世界的意外之财提高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促使他们与亚洲进行贸易并从中图利。而亚洲人却在不知不觉中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农业发展赶不上人口增加，这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到1800年，欧洲的人均财富超过了亚洲。今天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但欧洲在生产总量方面仍然落后于亚洲。⑥
    下面，我要分析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要求我们从“全球”的视角回到“区域”的视角。当我们从亚洲某一地区的历史来看全球经济，我们会发现，资金运行通过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影响到了文化领域。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率先将经济转变成了文化“资本”。我们将探讨，在17世纪，白银向“资本”的转变如何影响明朝的文人品位和儒家价值观。全球市场为区域性文化变革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变革使中国的古典学者走上了一条新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资金“说出”了许多事情。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应该受到“咒骂”的。
    商业扩张背景下的晚明古典主义
    在明代晚期，官员和文人学士都关注着农业经济的技术面。河流、运河和湖泊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税、商税、丁税（labor taxes）同样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些税来自超过1300个县的私人田地。在1600年，中国人口约为1.5亿人，其中大约90%居住在这些县级行政区划中。1381年后，政府按照社会和经济标准将全部人口进行了分类，以便于征税和进行文武科举。1391年，当局对这项浩繁的工作进行了调整，目的是评估明朝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样可以平均分配土地税（用实物缴税），还可以向所有家庭公平地派徭役（labor services）。
    明代的分类参考了《周礼》（Rituals of Zhou）中的传统模式，这本书自古就是改革的蓝本。这些人口分类--如农户、平民户、军户、手工业户和商户--反映了明代早期每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些家庭所应承担的徭役。政府将不同的徭役分配给不同类别的家庭，百姓为官僚机构工作。在每一个地区，里甲（110户）中的村家（village-family）负责组织这些工作。⑦
    商户按要求提供货物或商品；军户至少要出两个人服兵役；手工业户出一名工人为帝国工场服务。土地登记簿通常十年更新一次，每个家庭要永远承担他们的徭役。但理论上的税收和实际上的税收有很大差别，到16世纪，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明朝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当区域性市场逐渐在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大规模交易中将白银作为通货，且白银用于支付土地税和丁税的时候，政府就很难牢固地掌握农业税了。⑧
    中国的人口从6500万人增加到1.5亿人，经济更加商业化。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税收体制变得越发脱离时代。在1400年前后，税收体制进行了调整，以适用农村地区的商品经济。农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明代经济的转变。在这次革命中，棉花生产在南方沿海各省取代了稻米生产，日本白银的流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了16世纪经济的货币化。与宋代相比，明代中国在不经意间面对着一个全球市场。到16世纪70年代，明代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改革，一条鞭法将土地税和劳役并入一个用白银支付的单一系统。直到1750年前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⑨
    文人学士对经济、商品和一些客观事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王阳明的“心即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从1450年到1600年，中国人口从大约6500万人增加到了1.5亿人，而相对静止的官僚体制却走向了衰落。同样，在国内商品转变成由外来白银计价的财富时，明代知识界开始怀疑程朱理学是否还能阐释知识的普遍原理。为了解决道德和财富之间对立，像袁黄（1533-1606年）这样的明代学者创造了一种旨在评估个人财富和计量道德的新模式，这就是记录善行和恶行的“功过格”⑩。
    在王阳明之后，虽然文人仍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人类，但在市场中，物品的数量和交易速度却在呈指数倍增加。明代精英人物果断地改变了传统的圣贤观、道德观和节约观。在一个涉及范围广，而且规模庞大的区域性市场经济中，上层阶级和商业翘楚不再研究与道德教化相关的事物，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有助于情绪健康和心灵满足的消费品。例如，明代的画家表达了他们对古物的钟爱和鉴赏力，这在一种被称为“博古图”的风俗画上得到了反映。这些画确定了一种取向，即文人也应是古玩收藏家。（11）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繁荣助长了晚明的好古风气。在长三角和其他地区，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商人和文人通过一掷千金的方式攀比地位。出门在外的时候，商人和文人会找寻古代的艺术品、早期手本、孤本书和精美的陶瓷品。找到心仪物品后，他们往往会花大价钱将其买下。艺术品和手工艺品价值的升高也导致了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的仿制品和赝品大量增加。晚明收藏家对古玩的占有欲冲击了程朱学和阳明学的基本理念。对后者而言，前者太看重物质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