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小说经常塑造官员和恶棍的形象，更多通俗、实用的类书也开始包括一些粗俗内容，以迎合精英阶层的品位和习惯。这些趋势改变了我们对明代学术的印象。王阳明的学说真的可以代表晚明知识界吗？一些对事物、事件和现象的实用摘要是与16世纪90年代日用类书的发展相伴而兴的，这些东西与阳明派的高尚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阳明派学者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王阳明的唯心论与其说是反对收集和投资有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的物品，还不如说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映。在晚明，低俗的商品化十分普遍。王阳明的高尚学说就表现了正统主义对这种现象的驳斥。之前许多其他著作为晚明的类书做了准备，或是与类书相伴而生。根据对事物的编目研究，这些著作也准确地阐述了一些学术问题。（30）
    在明朝晚期，出版物市场日益扩大，这说明当时中国进入了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发展期。程朱学派将矛头指向了王阳明的心学，而不是泛滥的收集古玩之风，但他们的批评并不深刻。他们更加强调朱熹的核心思想，即在“气”中求“理”。晚明的作家也以文学和诗歌为例，在人类的情感中寻求“气”。而另一方面，王阳明是在抑制情感的前提下，优先寻求万事万物之理。（31）
    耶稣会士来华前夕，明代中国已对事物进行了汇总和分类。
    耶稣会士到达明代中国的时候，许多汉族学者正在为哪种学说更好而争论不休。人们往往会争论一个问题：“尊德行”和“道问学”究竟哪个更重要？在明代中国，这场争论是围绕着“格物致知”展开的。对许多人而言，无论是自然物还是天然品，都是商品。这种观念与少数人恪守的道德理想发生了冲突。因此，明代学者编著的百科全书中透露出了一种急迫感，这说明他们试图在文本中重建万物的生命。（32）
    耶稣会士试图用调和中西（泰西，如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方式改变研究议程。他们将欧洲用于讨论问题的分类法和适用于所有专业知识（如“前现代科学”）的组织原则介绍给明代文人学者，希望能在中国的研究观念和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中加入精确性。但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明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他们没意识到，在西欧盛行的物品商品化也出现在了中国。墨西哥银元进入中国，促使中国的文人、商人迈出了对事物进行道德研究的第一步，就像同样的情况促使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关注道德一样。（33）
    对传统知识和新发现进行梳理
    要进行研究，就要对古物进行收集、考察和分类。这些内容在曹昭（活跃于1387-1399年）的《格古要论》中得到了体现。这本书出版于明朝早期，后又多次增补。《格古要论》大致成书于1387年到1388年，涉及了陶瓷器、漆器和一些传统收藏品，如书画、名画、古琴、异石、古铜器和古砚。这部书是晚明古物收藏者的指南。（34）
    在1462年的版本中，王佐（1427年进士）对《格古要论》进行了增补，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时的新发现也收录其中。例如，马欢（活跃于1413-1451年）的《瀛涯胜览》记录了船队到访的20个国家，其中还详细记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城镇，如佐法尔（Dhufar）和亚丁（Aden）。（35）
    除了上述内容，王佐特别关注了古铜器、古墨迹和天然形成的奇物。他还增加了玉玺、金石、官方的衣冠文物和官室。在序言中，王佐写道：“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巧手工匠制作的赝品出现在了明代的文化品市场，这使文人可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36）
    与16世纪地理大发现给近代早期欧洲带来的影响不同，15世纪郑和船队从东南亚和南亚带回来的信息并未改变业已存在的传统知识体系。例如，唐纳德·拉奇（Donald Lach）认为，近代早期欧洲“在16世纪经历着一场转型，这场转型使观察者感到些许震惊、少许入迷或惊奇不已”。但拉奇也承认，许多学者“仍然没有发现，帘幕遮蔽下的东方并非铁板一块”。那些留心新发现的人意识到，无论是传统学问还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学说，都没有包括最新的知识、非比寻常的发明创造和地理大发现，也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在纺织和制瓷方面的先进技艺。（37）
    但在最近，卢西恩·费布尔（Lucien Febvre）和之后的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都认为，对于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来说，新发现的土地和民族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我们还可以补充，对16世纪欧洲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经君士坦丁堡传入欧洲的古希腊手稿，而不是远洋航海。拉奇认为欧洲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瑞安也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考察了当时欧洲人对他们所处世界的理解，并借此解释新世界是如何融入欧洲话语体系的。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分类法，例如，他们将古代的异教作为一种跨越历史的架构，对新世界的文化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法可以使他们在希腊古罗马异教社会的框架下教化异域民族。（38）
    欧洲人也按照相似的系谱理解其他民族。于是，新世界进入了旧世界的体系，新世界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1669年，约翰·韦布（John Webb）（1611-1672年）声称，在《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闪（Sem）及其子民进入了中国。阿塔纳修斯·伯尔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年）是一位耶稣会学者，他认为中国源自埃及，认为含（Cham）的选择更好。这位耶稣会士坚称，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诺亚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的后裔。欧洲人通常认为，闪是亚洲人的祖先。但当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将耶稣会的论断--最早的中国人起源于异域--翻译成中文后，这种观点引起了清廷的不满，结果有不少皈依者为此殉道。（39）
    瑞安声言欧洲人发现了新世界，这意味着，发现者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所有权。但随后，明代中国的文人学者也发现并吸纳了耶稣会士介绍过来的西方世界。如果说近代早期欧洲发现新世界类似于恢复古代异教社会，那么还有一种类似的同化过程，即中国人发现西方（泰西），而不是西方人发现中国。而且，在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后，那些对他们持欢迎态度的文人学者却反对将“西方知识”置于中国传统社会中。
    在耶稣会士到达前一个世纪，明代的文人学者就已经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扩展知识了。例如，对于《格古要论》的作者来说，这种方法足以使他们将明朝船队从印度洋带回来的新材料融入传统类书和已建立起来的分类体系之中。15世纪和16世纪显然不是让中国“惊异的世纪”。但除了那些“发现”和他们对“发现者”的招待，我们只剩下历史中的一面之词了。而且，中国人一直通过中亚和波斯的伊斯兰世界了解旧世界，中国从未与旧世界隔绝。
    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比，有人认为大多数明代文人学者就世间万物进行了一场主观唯心论的讨论，但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的确，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误读了材料，认为宋代出现了客观的科学研究和自然研究，而王阳明及其16世纪的追随者却使大多数文人背离了这一趋势。按照埃尔文的观点，王阳明的巨大影响只是三个关键因素之一（另两个因素是充实南部边疆和闭关政策），这三个因素使中国在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40）
    而且，下文将提到的类书表明，明代类书的编纂者不像王阳明那样，用传统的方法“格竹”穷理。16世纪90年代出版的日用类书涉及了事物、事件和各种现象，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一下这些具有现实性的内容。这些东西与王阳明学派提出的“心外无物”形成了鲜明对比。（41）
    合集的合集
    杭州书商胡文焕（1596年前后在世）是一位学者。与李时珍相似，在16世纪90年代刊行《格致丛书》的时候，他预见到了中国与耶稣会的对话涉及了对世间万物的研究和17世纪早期的前现代科学。这套书包括了从古至今中国的古典知识、历史、制度、医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该书也推动了晚明物质文化的发展。《格致丛书》由胡文焕在杭州和南京的书店刻印后又有多个版本。这套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这说明《格致丛书》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格致丛书》并不像《本草纲目》（Systematic Materia Medica）那么有系统性，但胡文焕的著作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独一无二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百姓对知识通常的分类。在鉴赏古物盛行的明代，他成功地将古典知识商品化。（42）
    按照地方上的说法，《格致丛书》在18世纪80年代共有200种，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却另有看法，他们蔑视作者用多版本图利的行为，只将这部书的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书没有进入宫廷的藏书楼。尽管如此，这套书的广泛流传还是让我们进入了耶稣会将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之前的世界。博尔赫斯（Borges）和福柯（Foucault）从非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百科全书进行了思考，分析《格致丛书》的主题可以使我们超越他们的理解。通过收集涵盖各领域知识的图书，《格致丛书》积累了不少内容。在1611年耶稣会士接触到明代文人学者之前，这种知识积累对文人和刚致富的人非常重要。（43）
    胡文焕兴趣广泛，其涉猎范围也涵盖了医学和大众宗教。因此，某些版本的《格致丛书》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说明性文字和令人费解的记载，这点我将在下面分析。除了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研究外，笔者还考察了这部书的最初形态。在耶稣会士到来之前，人们关注于早期的词典和自然史，这与晚明的古典学问和自然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因此，内容较少，也较为正统的版本类似于10世纪时出现的宋代志怪类书。（44）
    例如，《太平御览》并未包括自古以来的异象。而且，编纂者也没有将荒诞的事物、奇异的动植物和矿物，以及古怪的国家编入其中。这些内容都收入关注大众宗教的《太平广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