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复归”说不能成立
    有些论者根据孙中山晚年一些夸赞中国传统文化、批评欧美文明的言辞，认为他的文化思想主旨已经出现了变化，即产生“文化复归倾向”，或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其理由如次：
    第一，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奈赞和对欧美文明的批评并不始自晚年，而是早已有之。在投身革命活动之初，孙中山就十分推崇中国的上古治世，认为“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173页。）对于欧美文明，他在努力效法的同时也已指出其弊端：“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造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289、327-328页。）民初他更倡言：“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我们物质上文明，只须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我们道德上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我们大。”（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3页。）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这些言辞与晚年的相比，虽有轻重、多少的差别，并无性质上的不同。
    第二，孙中山晚年的著述和讲话中诚然较多地提到孔孟儒家的一些言论，甚至号召恢复包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在内的“我一切国粹”，但是他并不主张地传统文化作无批判的全部继承。他在《三民主义》演讲里曾说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而且即便是他认为需要继承的好的传统，也并非无改造地简单加以恢复或还原。段云章先生在仔细爬梳孙中山晚年主要著述后指出：“孙中山早年和晚年都引用儒家言论，但都不如相应时期引用的西方言论多；……严格地说，引用西方的，往往是择其所需，直接汲纳，转换为他的革命学的某一组成部分；而引用中国古代的，则多是加以近代化乃至革命化的解释，不少已失去原意。”（注：段云章：《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3页。）应当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三，孙中山晚年虽然对欧美文化屡有批评和贬抑，甚至说过“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3页。）“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之类武断的话（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5页。），但他的本意主要是为了强调对西方文化不可盲从和机械地照搬，并不是反对向西方学习，所以他晚年又多次讲道：“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落后。”（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而且还应看到，孙中山对欧美文明所作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流弊，而对西方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革命，他则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他说：“欧战发生了之后，社会的进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经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凡是从前不理会社会主义的人，在此时也跟上社会主义的路来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9页。）“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这表明他始终坚持向西方学习和“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原则；
    第四，孙中山没有系统论述文化问题的专著，作为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他的文化思想和主张散见于论述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鼓吹革命的一些著作及演讲中，而这些著作及演讲由于所论问题不同和发表的时间、地点、对象不同，往往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有时甚至为了宣传鼓动的需要而有意无意地夸张其词。例如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当讲到民族主义问题时，他为了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振奋民族精神，较多赞誉中国固有之文化和号召恢复“国粹”，而当话题转入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时，他则强调“顺应世界潮流”、学习外国之所长等。在向党内同志讲解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时，他坦言：“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3页。）但为了驳斥有人将三民主义讥讽为“再制列宁及其他近世社会主义者之糟粕”的论调，他又对外宣称：“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页。）因此，不能仅仅根据他的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两句话，即断定其文化思想的主旨业已变化，而应当综合其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言论，加以全面分析，从总体倾向上加以把握，方能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孙中山晚年虽然在某些著述和演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较多肯定和赞美，对欧美资本主义文明时有批评，甚至说了些带有武断性的话，但其融贯中西、博采众长、勇创新路的文化思想主旨并未改变，“文化复归”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