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的特点
    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与早年、中年相比，虽然在主旨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其内容却较前大为丰富，并且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兹就其最要者论列之。
    （一）加强对文化问题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视。孙中山早年和中年在从事反清、反袁革命过程中，曾配合武装斗争开展了一些文化宣传活动，但是总的来说对这方面的工作相对重视不够。中华书局出版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共收录孙中山生前各种文字448.8万字，其中1918年以前的仅有3卷半100余万字，占全书不足四分之一，就很能说明问题。晚年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失败的教训，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革命思想理论的构建和宣传工作，因此他加强了对这方面的重视。1918-1919年间，孙中山发愤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先后写成《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书，连同此前所作之《民权初步》，后来合编为《建国方略》刊行，成为孙中山一生主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力辩“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之非，强调思想文化建设（孙称之为“心理建设”）的重要，认为“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必须“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159页。）这种重视文化思想建设的心态贯穿于孙中山的整个晚年，他一再指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页。）“要消灭那一般军阀，军事的奋斗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6页。）“从前把枪炮的力量比宣传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传那一方面去奋斗，所以用枪炮奋斗，虽然是已经成功，论到革命事业，还不能得甚么结果。”（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9页。）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总结自己的思想学说，对三民主义作系列之演讲和阐释，给世人留下了他后期从事文化思想建设的理论丰碑。
    （二）突出了文化的时代性。孙中山一向认为，文化应适应于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必须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晚年他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所带给人类的灾难和战后世界各地“民族自决”的普遍趋向，特别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国内五四运动的推动，对于世界大势与历史潮流有新的、更加清醒的认识。（注：据段云章统计，孙中山晚年所著两部主要著作——《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提及的国家有55个，包括世界各主要人种、主要民族和主要宗教；列举的外国人士有117人，其中包括英、法、美、俄、希腊等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提到的主义、思想、政治观念更是纷然杂出；对著称于国际舞台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国际组织和政党以及一些在世界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俄国革命、欧洲战争、凡尔赛会议等亦有所论列。见《放眼世界的孙中山》第206-207页。）因此，他在思考文化构建问题时更加突出了其对世界历史潮流的认知，时代意识愈显强烈。一再指出：“世界潮流无可遏抑，革命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行为，所向无辞。”（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5页。）“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现在世界的潮流，都是进到新的文明。我们如果大家能醒起来，向新的文明这条路去走，我们才可以跟得到各国来追向前去。”（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37页。）那么，究竟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呢？孙中山晚年除了继续将其一贯主张的民主政治、工业化等视为中国必须顺应的历史“正轨”外，还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对世界潮流的若干新认识，其中包括争取民族解放、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功利强权、倡导“替众人服务”和“人类互助”的新道德等。他说：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乃“一种新世界势力也”，“亚洲民族亦感此世界潮流，将必起而抵抗欧洲强权”；（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页。）“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注：《孙中山全集》，10卷，第156页。）“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409页。）在学习和吸收欧美文化问题上，孙中山这时强调“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要“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凡此皆表现出他对于文化时代性的认知较前又有了新的进步。
    （三）注意了文化的民族性。孙中山晚年对文化民族性的注意较前也有大的加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需要。他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遭受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民族地位“一落千丈”，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而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就需要利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发挥中国“固有之文明”的活力。另一个因素则是他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任何先进学说和制度在中国的实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并使之民族化。他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办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基于这两个因素，孙中山在晚年比较多地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一再强调对于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认真总结和继承，万万不可妄自菲薄或轻易抛弃。他批评那种“极端的崇拜外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7、243页。）他注意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思想营养，发掘可资利用的材料和现代化因素。例如，他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伦理道德观念加以继承、改造和利用，剔除其封建主义内涵，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倡人们“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要象“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那样“实行仁爱”，（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要在国际交往中讲信义、爱和平、“扶倾济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他提出除了应该“恢复”中国的这些“固有道德”外，还应该“恢复”中国“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即“恢复我一切国粹”。（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甚至表示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去建设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东方文化”。（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和思想动向尽管如前所述，并不表明他融贯中西的文化思想主旨有何改变，但也确实反映出他的民族主义情结，说明其对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日益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