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新意识更加强烈。孙中山晚年对于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有了更多了解，对于中国国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深感中国不能走欧美文明发展的老路，在文化思想上创新意识更加强烈。他指出：“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又说：“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4-345页。）很显然，孙中山这时已经不单只是在实施民权等具体政治运作方面追求创获，而且努力要走出一条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这条文化发展新路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应当是融合中西文化、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有时代性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道路，也就是既“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又“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的道路。孙中山的这一创新思想，不但在20世纪10-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曾产生相当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综上所述，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继续坚持了他融合中西、兼收众长、走综合创新之路的一贯宗旨，并在若干方面有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其文化思想业已日臻成熟。这也是他晚年能够站在时代最前列，愈进愈勇，实现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巨大飞跃的文化思想基础。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加之他本人一生的精力主要是用于政治和军事活动方面，自投身革命后很少有时间系统地读书和集中思考文化问题，因而他的文化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就其文化思想主旨而言，融合中西、博采兼收、综合创新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但是中西文化如何进行融合？究竟博采兼收哪些东西？怎样从事文化的创新？对于这些更深一层的问题，他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晚年亦复如此；就他对中西文化一些具体问题所持态度而言，虽多有精辟高明的见解，但相互矛盾与混淆不清之处也屡有所见，至晚年则更加明显。例如，对于自己的三民主义学说，他时而强调它就是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欧美民主革命，时而却又说它出于中国古代的孟子、二程，“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既有“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的断言，又有仿效欧美近代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大量表示，前后持论差异之大有时确实令人感到惊讶。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尽管所有这些都同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乃是由政治而文化，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采取的策略有关，但也确实反映出其内心所存在的一些矛盾和惶惑。孙中山辞世之后，一些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都可以从他晚年的言论中找到能为自己所用的词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晚年文化思想所带有的这种弱点。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