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类的生产实践和其它实践活动”，“以及随着这种实践活动发展着的生产能力和其它实践能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根源”（27），“才是推动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的总能源或原动力。”故此，“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及其相应的物质力量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唯一的自变量。这个自变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受动的始动者。”（28）
    人们只有通过生产活动才能改造客观世界，才能改变人类历史本身，改变生产条件。这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只有当生产条件是生产的结果时才如此。然而，生产条件与生产还有另一种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能动的综合。在这种条件下，是生产决定生产条件，还是生产条件决定生产？若是前者，那岂不是前果后因？因为在生产之前，必须具备生产条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断定生产决定生产条件显然不合逻辑。所以根据逻辑规则，从人类的生产实践是社会历史变化的终极原因中推不出生产决定生产条件的结论。生产实践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同生产实践与这种实践赖以发生的各种条件之间到底谁决定谁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正如物体的种类、性质被其分子的性质所规定的真理中得不出分子决定其原子的电子数量和它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道理。故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但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神密莫测的上帝意志或人性理性之类的东西，还进步指出，在构成生产的诸种因素中，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力，而不是人口因素、分配制度等等。这不仅使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划清了界限，也阐明了生产同其内部的各种抽象之间的关系和生产同其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性质。对外部世界，它是决定因素；对内，它是被决定因素，被生产力生产关系所决定。所以，我们决不能混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然而，《层次》却将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这就如同断定分子决定其自身原子的电子数量和运动轨迹一样的不可思议。
    上述各项分析说明，《层次》列举出来的各项论据并不能证明生产决定生产条件；而实际情况则与它所说的完全相反。
    马克思说：“每一个表现为生产前提的要素，同时也是生产的结果。”（29）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依据生产和生产条件在时间上的相对位置而将它们区分为同时态（处于同一时期或同一时间）的生产和生产条件，及不同时态（即两者处于不同时期或不同时间）的生产和生产条件。这样，我们就避免了象《层次》那样，仅将旧的条件说成是不外是先前各代人们活动造成的结果。即只看到不同时态上的生产和生产条件，而完全忽视了任何时期的生产都必然同时有各种生产条件为其存在的前提的基本事实。
    同时态上的生产和生产条件之间到底谁决定谁？
    前面讲过，生产条件同生产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抽象与具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无疑是指同时态的生产和生产条件。黑格尔说，具体是“自身包含着各种规定的东西”（30）。因此，在这种时态上，任何生产都是它所包含的各种规定的综合，各个部分的综合。抽象与具体，部分与整体之间到底谁决定谁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使用石器工具的原始公社的社员建立起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因此，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就只能有什么样的生产。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
    在不同时态上，后一时态的生产条件经过了前一时态的生产改造，因而它们之间确有因果关系，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活动产生出条件。这里，不否认“那些旧的条件也不外是先前各代人们的活动造成的结果”，但是，产生这些旧的条件的“先前各代人们的活动”也绝不是独立于活动条件之外的活动。自从生产问世，世界上就决不可能找到不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生产条件为其前提为其基础的生产。因此，产生这些“旧的条件”的“先前各代人们的生产活动”也是以与它同时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为其前提为其基础的。不言而喻，先前各代人们的生产及与这些生产赖以进行的诸种条件之间也是具体与抽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些人们的生产的性质、类型、规模、乃至生产率，即它能为下一时代的生产提供什么样的“旧的条件”，都是由“先前各代人们”的生产所赖以进行的各项条件决定的。因此，归根到底，不是由生产决定生产条件，而是由生产条件决定生产，决定生产能够为下一代的生产提供什么样的生产条件。虽然，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可以改变既与的生产条件，但是，我们决不要忘记马克思的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也“决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31），因而也就决不可能自由选择以这些生产力社会形式为前提的生产及生产的结果。可见，人们通过生产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既与的生产条件并非决定于生产者的意志，而是由既与的生产条件决定的。同时，任何个人的意图目的都有其物质根源，他们的意志及这种意志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都要受到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他们“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2）。否认这，否认既与的条件的改造不受制于生产条件本身，那只不过是唯意志论的翻版。对既于生产条件的改造及所取得的成果只能发生在既与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在生产力极不发展，人们对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律还茫然无知的封建社会里，人们不仅不能依据客观规律对客观世界进行自觉的改造，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规律的摆弄。可见，既与条件允许生产对它的改造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十分缓慢即是明证。所有这些说明，决定前一代的生产能为后一代的生产提供什么样的生产条件仍是生产条件，即前一时代的生产条件。它规定了前一代人的生产的性质水平，从而注定这种生产能为后一代的生产提供什么样的生产条件。
    即在《层次》认定马克思曾阐明生产决定生产条件的《德意志形态》里，马克思写道：“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现成的和需要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33）后面又写：道“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4）这两段论述重复了前述曾被《层次》删掉过半截的那段论述的观点。可见，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曾三次明确指出，不是生产决定生产条件而是生产条件决定生产。正由于此，世界上虽然找不到不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前提的生产，但却可以找到不是生产结果的生产条件，“例如，不经劳动可以直接消费的物品”，“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种属群、部属群”等。（35）
    综上而言之，“归根到底毕竟是活动产生出条件”的观点与历史事实是枘凿不入的。历史的真相不是生产决定生产条件，而是生产条件决定生产。在各种生产条件中，生产力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基础。”“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6）。这绝非是后人的理解，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的结论。所以，各个民族的进程之所以出现差异，并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依一定的层次对人们的自主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促进或促退，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速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它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关键。
    这个历史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因此，尽管有的同志会否认它，但最终仍会受阻于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而又不得不到它那里去寻求历史的锁钥。尽管庞先生反复宣称中西封建社会长短不一的基本原因是中西农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状况不同，前者所受剥削比后者重；但是，在其一系列文章中，他却又把这种不同归之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的发展条件，即前者不能象后者那样受到马尔克公社的保护。（37）这就是说，发展状况之所以不同，关键是发展条件不一样。这些条件不是当时的人创造的，而是前代既与的。活动仍然不是那个“不受动的始动者”，庞先生终竟认为活动是由条件决定的，这样，他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三、从抽象到具体才是探讨具体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
    历史运动的层次决定历史研究的层次，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似乎是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的。然而，没有独立于生产条件之外的生产，生产只不过是各种生产条件能动的综合。后者是前者的抽象，而任何抽象都是“主体的个别方面的存在形态”，对它们的探讨就是研究具体事物的某一方面的属性，而只有在掌握了事物的各方面的属性之后，才能使客观事物在思维中再现出来，使直观的具体升华为理性的具体，达到认识具体事物的目的。因此，研究抽象范畴是认识过程的逻辑起点，而认识具体则是这个过程的逻辑终点，即认识全部抽象规定之后的综合的结果。
    众所周知，这个由抽象至具体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作过系统地阐述。他在回顾了十七世纪末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后指出，从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具体是人类认识的互相衔接的两个过程。但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仅是寻找事物间一般关系的方法，它只能为抽象到具体的认识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虽属必要，但毕竟不能完成认识具体的任务。因此，要想认识具体事物，就必须用抽象至具体的方法。显然，《层次》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即是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用过的由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不过，在后者那里，这种方法并未成为他们的归属，而仅为他们开辟了寻找科学方法的正确途径；在《层次》这里，这种方法则被奉为圭皋。
    毋庸讳言，用这种方法不可能达到《层次》预期的目的的。例如，如果我们不了解农民占有多少土地，使用什么样的工具、牲畜，在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下进行耕作，我们又怎能知道他们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我们不清楚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地主和农民，封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我们又怎么能计算出农民有多大的剩余产品率？然而，工具、牲畜是生产力的要素；土地的占有和所有权的归属，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封建国家的税收制度则应归之于上层建筑，因此，研究它们不就是研究生产条件？离开了对它们的研究。所谓研究生产过程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所以，要想探讨具体的历史就只有回到马克思所倡导的由抽象至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去。必须旗帜鲜明的阐明现实的人进行的生产活动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的起点，而且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和主要任务；而现实的人及其生产活动则是我们研究了全部生产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之后进行综合的结果。因此，它不是研究的起点，而是研究的结果。尽管也可以把这种方法说成是分层次考察法，但是，它与《层次》提出的分层次考察法截然相反。不是把生产当作考察的第一层次，而是把它作为考察的终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与《层次》主张的研究方法相反，马克思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不是把工人和工人的生产过程生活过程作为研究的第一层次；而是“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切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才为我们揭示了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中的运动和发展（38）。正是循着这个由抽象至具体的途径，马克思才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运动规律。故此，列宁说：“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