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历史上有若干概念，形式逻辑中概念表现为名词（如民族）这种概念是固定不变的，辩证逻辑的概念则不同，它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反映。这种概念既有统一又有矛盾。如苗族是一个单一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的一员。又如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它是一般社会的概念，又是从原始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概念，而且是变化的。总之，辩证逻辑无论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方面都必须是历史的逻辑的辩证法的统一，才能有正确的思维活动。
    举一个我国历史上的例子，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而这一历史事件在历史书籍上的反映是有缺点的。例如有的史书先写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写战国中期“高温液体还原法”和金属铸范的冶铁业的创造和发明以及它的推广，却看不见奴隶或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的功绩；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也看不见人民这个主体。特别是写变法时，如魏国李悝的变法、商鞅的变法，吴起的变法，也看不见他们为什么要变法，没有人民的推动他们是提不出变法的。变法之所以实行，主要是迫于人民的要求，而不是所谓“法家”的创造。变法后为什么统一任务落在秦国的身上？原因是，秦国的变法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先进的。如公元前384年废人殉，这是奴隶的解放，重视人民的劳动； 公元前350年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公元前348年初为赋；公元前336年初行钱； 公元前295年生产已有很大增长，曾予楚粟5万石；公元前246年史书记载“秦益富饶”； 公元前221年更名曰黔首，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原因是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改革的要求，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人民的要求是因，改革是果。但是我们史书就倒果为因，以因为果。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是秦国能够完成统一大业的内因，从外部条件来说，中原六国的人民对于战争的破坏有着强烈的反抗。初步统计，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统一，182年中载于史册的战争就达255次，平均每年1.6次左右；小的战役不计在内，每年战役中杀戳之惨，令人不寒而栗。如前274年秦魏之战，斩首15万。前298年秦伐楚取十六城，斩首5万；公元前260年秦白起败赵军坑45万人。
    在战争中，农民不仅被大批的掳掠作为奴隶。《墨子》说过，一国的兵力攻入一国的境内，就割夺作物，砍去树木、破坏城郭，抢夺家畜，这就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因此，所有战国七雄内的人民的反战的情绪日趋高涨，解决的办法就是统一，停止战争。这一历史必然的任务，落在改革比较有成效的秦国身上。这种历史的必然，又是经过近二百年的过程得来的，决不是秦始皇个人的丰功伟业。史书上大书特书“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不是事实。贾谊《过秦论》中说秦始皇是“续六世之余烈”，才统一了六国。所谓续六世之余烈，如果我们理解为通过六个时期的历史斗争，那么这一命题是历史的、逻辑的、也是辩证法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才14岁，前238年22岁才视政，前221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今天写历史决不能留下英雄造时势的错觉，把统一的功劳归功于秦始皇一人。
    秦始皇统一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文字的统一，当时各国已有自己的文字，不过写法不一，由于各国人民的交往，迫切需要统一写法，以利于文化交流，而且写法又是逐步演变而形成。又如交易上共同使用的标准度量衡，人民迫切要求统一，以利于市场交换。反映到上层建筑中，秦始皇采取措施，使它合法化。当然不能否定它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只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它的根源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可是不少史书大写特写秦始皇个人的功德，而看不见基础的作用，这就是非历史的非逻辑的，也是非辩证法的写法。此外，有的作者把统一的原因归于战争，也是错误的。因此要分析秦国统一六国这段史料，找出统一的必然规律。同时抛开所谓“重用法家”“排除吕嫪集团”等这些偶然性的东西，得出必然性的规律。又据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统计，春秋时代，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名目繁多，计戎12，狄10，蛮则群蛮。秦穆公早灭国20（掳李斯《论逐客书》）独霸西戎。基本上除了秦国后顾之忧，有利于经营中原，这是秦统一六国的原因，应是规律性的。
    还有春秋时晋国是一大强国，与秦国邻近。自晋献公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争夺君位，导演出一系列的分裂活动，终于在公元前403年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从而减轻了晋国对秦国的威胁，秦国正是利用了魏、韩等国的矛盾，争取自己的胜利。这是外因，也是秦统一六国的外部条件，这一段历史本身就带有规律性，所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在写秦统一时也应当作为规律写进去。总之，规律中的因果联系，是可以转化的。司马迁说：过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这是统一的原因；统一是结果。统一之后，施行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就是果转化为因，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是果。
    最后，总括以上所述，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写史书，首先要求大量的史料，这是我国史学上一个宝贵的传统，例如司马迁写《史记》，不仅竭父子二人之力阅读了大量古籍，而且作了广阔的调查；又如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他先把史料作成长编，仅唐代的长编原为600卷，后压缩为80卷，他事先还作《历年图》和《通鉴举要历》，其积累资料之勤，可以想见，南宋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 《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68卷，两书连同目录共1063卷，他自己说：“网罗收拾垂四十年”。这些勤于收集史料的传统是应当继承的，但在收集时的观点则多数是违反唯物主义的，表现在人民与历史的关系上，多数是“英雄造时势”而不是“时势造英雄”。因此我们对古人的史学传统只能是批判地继承。
    其次史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应当合乎逻辑，我国唐代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历史哲学家刘知几就是一个好的榜样，他针对当时的史学有不同的意见，写出他的代表作《史通》，他在当时情况下写出《惑经》，针对传统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有着唯物主义的倾向，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他反对“天道”，反对班固的《五行志》，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是他对天道的批判，又是不彻底的，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成为折衷派。显然，刘知几的历史哲学是有影响的，试看宋代出现了史学家郑樵，他对刘知几的思想、批判精神又有所发扬。郑樵的批判，针对当时所谓正宗的神学和正宗的史学，反对阴阳五行和灾异祥瑞的论点，是具有无神论即唯物主义倾向的，反对命运论，主张人定胜天也是对的。但他也和刘知几一样，受着自然科学知识局限性的影响。而只能批判地继承，才能对史事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又次，历史哲学要求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客观存在的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必然性，也就有规律性，特别应探讨规律性，然后应用于实践，即所谓古为今用。司马光为什么写《资治通鉴》从书名就可看出他是对统治阶级说的，也是对人民的安定要求说的。郑樵在《夹漈遗秸》中留下一篇“论秦以诗废而亡”这篇短文，把民怨放在重要地位是唯物主义，又是符合辩证法的。他是以秦亡的规律性用来针对宋对金在政治上的屈辱而言，特别是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国，而是人民，所以他说：“吾固知公卿士大夫之祸速而小，而小民之祸迟而大”。郑樵在对史料的整理提出“通识”，认为“通识”是“总括特殊，包罗万有”，这种对历史作总的概括的观察是对的，但距离辩证法的要求又是很不够的，这一点传统仍然可以批判地断承，从而否定那些罗列现象不加分析的历史著作。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也就必须把历史科学上升为历史哲学，使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但不能以论代史，也不能以论带史，而是要使历史成为当时的历史的再现，成为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历史，并且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结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无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作为今日的借鉴。为此我们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把历史的、逻辑的、辩证法的三者统一起来，重视研究我国的历史，写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著作，才能为今日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