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政府内部在对是否应该向中国提供粮食问题上曾有过讨论。一些官员认为，向中国提供粮食可以分化中苏关系，可以改善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如果想在对华政策上有所作为的最好时机”。在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曾试探性地说：美国关心世界任何地方的饥荒，“愿意对任何对粮食的要求和需要给予考虑，而不问其来自何方”（注：《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430页。）。他说，不过中共的态度敌对，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对美国的行动给予积极的响应。翌年他又说：“中共方面没有表示出任何愿从我们这里接受粮食的兴趣……我们总得知道究竟是否需要，以及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发放，但我们对此毫无所知。”（注：《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431页。）他暗示，如果接到要求，是可以考虑的。
    1962年6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一次招待会上说道：“现在处境不妙和维持不下去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自己……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尽管还存在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和辛勤的劳动去战胜它。”（注：1962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算是对美国的试探做出了回答。
    另外，1961年3月，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提出交换新闻记者的动议，也为中方所拒绝。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此事，1964年6月，他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3页。）1965年10月，他又说：“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1页。）
    1962年，蒋介石大肆叫嚣并积极策划“反攻大陆”。美国政府经过研究，认为没有成功的可能，便指示华沙会谈美方代表向中方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
    其间也有一次中方采取了主动，陈毅外长曾说，如果美国提出外长会晤的话，他愿意同美国外长晤谈。但是美方则认为没有必要。
    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接着又试验成功了氢弹和中程导弹。继肯尼迪后上台的约翰逊政府受到强烈的震动。为了改变中国不受国际条约约束的状况，美国又作了一些试探性举动，如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国会议员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并准备邀请中国参加裁军谈判等，但它依然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富侵略性的国家”，是北越“侵略的主谋”，并且不准备放弃台湾。
    1965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斯诺曾说：“这次我回去，约翰逊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毛泽东说：“没有。”（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4页。）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严重干扰了外交工作，中国与已经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30个发生了外交纠纷。“打倒帝修反”、“支持世界革命”的口号越喊越高，中美之间更加没有和解的可能了。整个60年代是新中国国际环境最为严峻的时期。
    三、70年代初，中美终为各自的战略安全利益考虑而实现了和解
    60年代又是美国相对衰弱而苏联日益扩张的年代。
    经过战后20年的恢复与建设，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美国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但是战后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54%，黄金储备占75%的那种压倒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197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率下降到37.8%，出口贸易下降到15.2%，黄金储备下降到15.5%。曾经与黄金等值的美元多次发生危机，以至后来不得不与黄金脱钩。英、法等国不愿意再作“小伙计”，逐渐地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地位。1964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又不顾美国的反对，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并且冲破美国的束缚，与台湾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从60年代初起美国就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0多年的战争耗费了它1千多亿美元的财富。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苏联，正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它的以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启动的畸形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60至70年代，它在战略核武器的生产和储备上，逐渐达到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的地位。1962年美苏最主要的战略核武器--陆基洲际导弹之比为297:75；到了1969年达到1054:1050，已经近乎相等；然而到了1970年，则变为1054:1300，苏联变劣势为优势。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也占有明显的优势。以此为后盾，苏联在世界各地与美国激烈地对抗和争夺，到处伸手，连连得分。到了60年代末，在战后两极对抗的格局中，天平开始向苏联一方倾斜了。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多次挑起边境的争端。1962年5月，他们胁迫中国新疆伊犁地区的7万民众跑到苏联；1968年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边民4人，伤9人；1969年3月，更出动大批军警入侵中国的“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
    在此期间，1968年苏联纠集华约一些国家出动了5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深刻地震撼了中国领导者，在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的指导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粗暴地侵略它的“盟友”，迫切威胁中国安全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就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不到3周，中方即向美国建议恢复停止了一年多的双方大使级会谈。
    在美国一方，196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敏锐地洞察到世界格局的变化，他预言，在本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主宰世界前途的，不再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包括美、苏、欧、日、中的五大力量。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起初也还是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为好战的国家。1969年3月尼克松仍强调要对付中国可能发生的核进攻。7月25日，他在阐明“尼克松主义”的《关岛声明》中仍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但是在新疆中苏边境发生的一场武装冲突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基辛格细心地查阅了地图，他发现冲突地点离苏联的铁路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条铁路最近的距离都在几百英里。他认为，中国军方决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换句话说，挑起争端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最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不是中国，而是以“和平”、“缓和”为烟幕的苏联。而中国，用尼克松的新观点来看，可能成为美国用以抗衡苏联的一张牌。
    基于这种对战略安全的共同认识，中美两国经过两年多小心翼翼地试探和摸索，终于打破20多年相互隔离的坚冰，1972年2月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国际政治格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紧接着，日本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与台湾断绝了官方往来，和中国建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合法权利一事，虽然发生在1971年10月，虽然得益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但显然也包含了中美和解的成果。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当时并没有提出“对外开放”的口号，而且仍处于“左”的错误思潮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但确实是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对外经济往来也由此而大大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