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60年代阻滞中国走向世界的理论障碍之反思
    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起，到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两国为了彼此的战略安全利益，变多年的宿敌而成为抗拒苏联侵略扩张的潜在伙伴，新中国也以此为契机摆脱被封锁、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而走向世界，这中间经历了12年漫长的岁月。从根本上说，决定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是这样两个参量：即国际形势所制约的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客观允许程度和由国内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提出的对于“对外开放”的主观要求程度。就前者的有利环境而言，60年代初显端倪，而到了60年代与70年代转换时期，则水到渠成。作为中国领导者的毛泽东最终还是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毕竟流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从这漫长、曲折的道路中，我们可以引出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我认为有以下观点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第一，怎样认识时代特征和国际发展趋势？
    二战之后，全球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阵营；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这一革命形使各种面目的政治家为之惊叹。肯尼迪在其就职后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惊呼：“时势的潮流一直在下落，时间不是我们的朋友”（注：《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350页。）。而赫鲁晓夫则自信通过和平竞赛，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他在与肯尼迪的会谈中争的是“思想自由”，即“不应把共产主义思想限制在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内”（注：《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第365页。）。毛泽东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东风压倒西风”来概括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世界形势。
    然而，事物发展是起伏、曲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和平的环境中，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借助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力，使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与此相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就陷入停滞状态。在1972年至1976年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上，高喊“思想自由”的一方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共运开始走向低潮。
    毛泽东没有洞察到这一点。林彪则更进一步说当今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天天烂下去”的估计，社会主义的中国又能向他们学习些什么呢？陈毅代表中国拒绝美国关于粮食问题的试探时所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了这一观点。
    经过2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邓小平对上述世界发展的趋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这一提法，使我国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不利形势下，能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求同存异，发展外交关系，扩大经济、文化交往；使我国迅速摆脱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一度孤立的国际处境，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考虑中国与世界关系时，主要应从国家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世界革命”的需要出发？
    基于当时对时代特征的估计，以及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责任感，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较多地从“世界革命”的需要出发。1963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几内亚朋友时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91页。）。同年8月他发表了前面所引的：即使美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也一样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的讲话。因此，给西方国家造成了中国领导人“好战”和“富于侵略性”的误解。
    实际上在当时不存在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说，首先是要把自己国家建设好，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支持只能量力而行。中国搞好了，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革命不能输出，归根到底还要靠所在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完成。同时，只有中国强大了，也才能拿出较多的物力来支持他们的斗争。如果搞了几十年还是那么穷，就使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失去了吸引力，到头来除了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之外，也拿不出多少力量来支援别人。
    邓小平正是吸取了上述教训，也总结了中美和解的历史经验而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又是他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正确方针，引导我国渡过外交难关。
    第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应以阶级斗争为纲？
    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需要有一个平和、宽松的国际环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国际上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就要发展对外贸易，很多事情就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自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规则）去办。这就势必要像邓小平所说的，“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这也就必然要推动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但是，如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向资产阶级斗争，对外就势必要加深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对立；或者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纯洁性，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关上国门，不惜承担经济上的损失。“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违反国际公法的事情。事实证明，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也正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纠纷最多，国门关得最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