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中原华夏民族的视野中，华南民族都属于“蛇种”、“狗族”等“非我族类”。所谓“南蛮，蛇种，从虫、亦声。”“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又“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①。对于华南历史悠久的蛇崇拜习俗，历史、民俗、民间信仰等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论述②。本文认为，“南蛮蛇种”不仅是中原华夏看东南的一个族群识别符号，作为南方土著民族之动物性有灵崇拜的原始图腾的核心内涵之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角度观察到的崇蛇文化史，更折射出南方土著民族史的变迁轨迹。
    一。“南蛮蛇种”考古溯源
    华南土著民族最古老的崇蛇现象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器装饰、青铜纹样与雕塑、岩画艺术中的蛇形图像，从大陆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到台湾，以及中南半岛都有发现，大致分布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南蛮”、“百越”地带，反映了远古时代“南蛮蛇种”的文化起源。
    在人类史前史与早期历史上，从模仿事物（动植物与宇宙万物）形态的写实图案到抽象、简化的几何纹样，是装饰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前、上古陶器上的装饰纹样，是人类生存环境中事物（动植物、人物形象、宇宙万物等）形体的反映，是古人在生产、生活中对事物形态观察、认识并经过思维判断、选择和艺术加工形成，或具体写实，或抽象化、几何图案化。陶器纹样的选择、组合应该有很复杂的工艺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特殊陶器纹饰与特定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一种因素，已为许多民族志材料所证实。几何印纹陶是华南百越及其先民的早期古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物质文化的一种重要因素，许多人认为拍打陶胎的工艺功能和图案装饰的美观功能是印纹陶纹饰产生的原因③。但陈文华先生则认为，他认为，考古学和民族学上的纹身花纹和印纹陶上的纹饰非常相似，推测印纹陶的纹样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蛇和蛇皮的花纹，几何印纹陶的纹饰是起源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他逐一考证了印纹陶中常见的云雷纹、S纹、菱回纹、波状纹、曲折纹、叶脉纹、三角纹、编织纹、篦点纹、圈点纹、方格纹等11种纹样，分别是由蛇身盘曲形状的简化、蛇身扭曲简化、蛇身花纹图案化、蛇身爬行状态、蛇脊骨形状模拟、蛇身斑纹或蛇皮鳞纹的简化等④。
    将几何印纹陶纹样完全等同于蛇的形状和斑纹的模拟、简化和演变，是有一种有益的民族考古学探索和合理的推测，已获得一些民族史、文化史学者赞许⑤。但遗憾的是，印纹陶纹样的几何形状作为具体、写实图案的一种简化、抽象的艺术形式，与蛇的真实形状和斑纹间还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将华南先秦印纹陶上拍印的几何纹样等同于蛇形、蛇纹并为史前土著蛇图腾的证据，学者间还有不少疑惑。实际上，在主要盛行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印纹陶文化之前，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陶器装饰内涵中，有不少写实或接近写实的蛇形、蛇纹图案，良渚文化的蛇纹陶器就是最明确的一组，先后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庙前、奉化名山后、海盐龙潭港、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金山亭林、青浦福泉山等遗址⑥。这些良渚文化遗址中的蛇纹常见于扁腹盘形鼎、高足浅盘豆、圈足壶的外腹部和器盖上，刻画繁缛而有致的螺旋状盘蛇纹，间或与卷云、飞鸟共出，形成一组稳定而特殊的陶器装饰艺术，尚未见于其他史前文化中，是探索史前时代“南蛮”、“百越”先民的崇蛇习俗渊源的重要线索。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在华南越系、濮系等“南蛮”系统民族文化中，装饰蟠螭纹、蛇纹、蛙纹、鸟纹等动物纹样的青铜器成为土著青铜文化区别于“商周文化”的重要特点。在苏南、浙北、皖南的吴越文化区，青铜文化的造型组合和纹饰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商周文化”的直接影响，但周代以来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各式几何纹和蛇、鸟、鱼等写实的动物纹样，成为“吴越青铜文化”的重要特点⑦。在皖南，繁昌汤家山的蟠蛇纹纽盖盉、蟠蛇纹矛，汤家山与青阳庙前汪村的鱼蛇纹圈足盘，芜湖的牺首蛇纹尊等⑧，都是几乎写实的蛇形象，与中原北方史前玉器、商周青铜器等常见的兽首、鱼鳞身、带鹰爪足并被人格化的华夏“龙”是完全不同的⑨。在江苏六合程桥、镇江王家山、淮阴高庄等地先后发现的一批东周时期吴国贵族墓葬中，还发现了一组精美、繁缛的刻纹铜盘、鉴、匜、盆、薰炉盖、箅形器等器物，蟠蛇纹、爬行四脚蛇（蜥蜴）纹是其中的主题纹饰⑩。类似的蛇纹也见于福建武夷山闽越王城的一件铜铎舞面上（11）。东周吴越文化中另一处重要的“蛇”图腾考古发现见于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墓地，2003-2005年在邱城墩、万家坟等发掘的7座贵族墓葬出土的1800多件青瓷器、硬陶器和玉器等，其中一大批仿青铜器的青瓷和硬陶乐器和玉器上，都装饰堆塑、浮雕和刻划的蛇纹与蛇形象，诸如堆塑6条或9条蟠蛇的青瓷鼓座、堆塑蛇形悬虫的青瓷甬钟、堆塑蛇形纽的青瓷镈钟与振铎、以8条蛇盘成的琉璃釉玲珑球形器、雕刻蟠蛇的玉带钩与玉佩饰等，成为鸿山越墓最大特色之一，被视为越人蛇图腾的重要物证
    青铜时代的湘江流域是古代楚、越文化杂居的地带，古扬越人的考古文化也以大量装饰蛇纹、蜥蜴纹、蛙纹的青铜器为特点（13）。湖南衡阳渣江区赤石村春秋时期土著越人或越文化特点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蜴形动物饰提梁卣”，造型与中原同类器相似，但卣腹部、器盖满布突起的20条蛇纹及若干蜴（四脚蛇）形动物形象，突显湘江流域越人青铜器装饰艺术中的独特风格（14）。岳阳莄口的一座春秋时期具有墓地铺设河卵石、土坑墓设置壁龛等越文化因素的楚墓中，也发现一件类似的“人像动物纹”铜卣，器盖及卣腹均装饰阳凸的蛇纹（15）。湘潭荆州乡金棋村有一件“动物纹提梁卣”，腹中部几何形地纹上突起双肩越式钺图案和12条蛇纹，器盖上也满布8条蛇及蜥、蜈蚣、蛙类、四脚小爬虫等动物纹样（16）。类似的装饰还见于衡山县霞流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蛇纹垂腹尊（17）。广西恭城秧家的春秋时期的铜尊，颈部和腹部分别装饰四组由蛇斗青蛙纹为主、云雷纹为底的纹饰带，风格与湘江流域所见非常相似，被认为是湘江流域扬越文化的扩展 （18）。这些装饰几何纹和包括蛇纹在内的动物纹的青铜器群，是湘江流域青铜文化不同于中原传统的主流特点，是中原青铜文化在湘江流域“土著化”、“地方化”的反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