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各地流传的多个“改造蛇妖”的传说，恰如文化史上的“闽版白蛇传”，是闽中蛇崇拜的另类形态。著名的“李寄斩蛇”传说出自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九，谓闽中庸岭西北山中有一只长七八丈的大蟒蛇，民众非常惧怕，汉晋朝廷的许多命官也都死在它手下，于是人们以祭拜求得免灾。不过，蟒蛇托梦并传令巫祝要吃十二三岁的少女，令官员无奈，每年八月都将少女送到蛇穴，先后被吃了九个少女。将乐县李诞家养九女而无男，小女名寄，主动应募为蟒蛇祭品，到了八月，她就带着狗怀揣短剑来到蟒蛇洞，她先将用蜜汁灌制的米糍糕放在洞口，吸引蟒蛇去吃，她则从后部斫将蟒蛇杀死。类似的还有宋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三所记的“买女祭蛇”，说宋绍兴二十九年，建州政和人借口纳妾从莆田买到一女孩，买回后为其沐浴、抹香、穿着新衣，关在房里不敢碰触，其实此人养了一条大蟒蛇，每天都要焚香跪拜，有一天他终于要将女孩祭蛇，他将蛇笼移到女孩的房间，黄昏时刻陈设祭品、祈祷蛇神，然后离开，大蟒蛇出来后，虽惧怕而不敢吃，然后就消失了。嘉靖《建阳县志》记载，妙高峰下的横山王庙为妖蛇所据，祭祀时必用童男女，否则将引发瘟疫，老百姓编造了萨法官以火烧王庙驱赶蛇妖。清道光《黄檗山志》引《晋安逸志》记载，唐僖宗时福清黄檗山大帽峰西北有一巨蟒作怪，乡人刘孙礼妹妹刘三娘被巨蟒摄入洞内为妻，刘孙礼得知后，十分愤怒，就外出学法，学成归来时，其妹已与巨蟒生了十一个儿子。刘孙礼杀了巨蟒及八蛇子，当要砍到第九子时，刘三娘于心不忍，急忙跪下求饶，后来三个幸存的蛇子都皈依为蛇神，民间称之为“九使”、“十使”、“十一使（婿）”，乡民立庙奉祀，春秋献祭。此外，漳州、平和民间还有“侍者公”传说，大约一千多年前，漳州平和地方有一妖蛇长期危害民众，唐会昌五年僧人杨义以法力制服妖蛇，蛇妖改邪归正后成为杨义的随从侍者并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成为民众祭拜的“侍者公”神，这就是今闽南漳州地区众多“侍者公庙”的由来。综合而论，这些“改造蛇妖”的传说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从将乐人“李寄斩蛇”、政和人“买女祭蛇”、建阳人“童男女祭蛇妖”、福清巨蟒霸占民女刘三娘到平和蛇妖危害民众，故事中的蛇都是祸害人间的蛇妖、恶神；其二是，或被斩杀、或被驱赶、或改邪归正皈依蛇神，所有这些蛇妖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或归属。如果就事论事地看待这些涉蛇传说，其实是很难理解其蕴含的真实的文化史讯息的。但如果从民族史上去观察，则不难发现，上述两个文化史特征都是基于汉民人文的视野，传说中的这些蛇之所以“恶”、“妖”，之所以要被斩杀或要“改邪归正”，都是基于华夏文明“应有”的立场和价值观。因此，这些涉蛇传说同样透露出东南“南蛮蛇种”在汉民时代所遭遇的痛苦的“文化改造”过程，是土著崇蛇传说在汉民时代的“重新表述”。
    总之，当代东南“汉民”社会保存着大量蛇崇拜文化，既有蛇神、蛇王崇拜的原初形态，更有大量“改造蛇妖”的传说故事，两类不同的形态与内涵反映了土著文化在汉越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不同结果，前者是史前上古土著“南蛮蛇种”图腾文化的直接传承和顽强的积淀，后者则是在汉文化强势氛围下遭遇的崇蛇故事的“重新表述”，是土著人文被“文化改造”后异化的崇蛇文化。被“改造”后的“新蛇神”具有的“改邪归正”、“从善如流”、“蛇面人心”已为汉民社会所接受，经历了痛苦的被“镇压”、“改造”的历程，是“南蛮蛇种”土著的文化伤痛。据说，电影《白蛇传》要在闽侯县上街乡后山村放映时，受到了迄今仍崇拜蛇神的村民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取消，这一事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汉、越两种社会文化背景在蛇图腾现象上的激烈冲突（44）。
    三。文化史上的两点思考
    史前、上古华南考古发现的大量近乎写实的蛇形象资料，充分反映了华南土著民族蛇图腾的历史，而民族志上华南各族大量存在的蛇祖、蛇神、蛇母、蛇娘、蛇仙、蛇王等崇拜以及被汉人“文化改造”的诸多涉蛇神话传说，充分反映土著蛇图腾文化的传承、积淀和复杂的变迁。当然，从民族考古学上客观、全面地重建“南蛮蛇种”文化史，还有诸多调查、研究工作需要做。
    其一，民族考古所揭示的华南土著蛇图腾是东亚古代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区系，“南蛮蛇种”本身就是华夏人文视野中的“他文化”话语，因此“南蛮蛇”不可能是“中华龙”。但在追寻中华民族“龙图腾”起源的学术实践中，却有不少蛇、龙不分、混淆、模糊两者界限的“观点”。因此，图腾文化史上的龙、蛇关系史，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实际上，华南土著崇拜的“蛇”是完全不同于原产于华夏、汉人“图腾”中的“龙”的。“龙”并非生物学上真实存在的一个物种，但作为存在于中国人认知领域的“精神符号”，“龙”是汉文史籍中“智慧”、“万能”之躯的虚拟象征，《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45）。对于这样一种虚拟“物种”的历史来源，学者们陷入了长时间的争论，蛇、鳄鱼、蜥蜴、龟、马、牛、猪、鸟、熊、雷电等都曾被解读为“龙”的隐喻对象（46）。大量中原、北方新石器和商周考古发现中被指为“龙”的图像也证实了这一非生物学“物种”的“多元”形体特征，正如古人总结的所谓“九似”。宋代罗愿《尔雅·翼·释龙》语：“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三“鳞”部又有不同的表述：“龙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可见，“龙”是人们塑造的华夏、汉族创造的并伴随其文化传播而逐步为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始祖”精神象征与图腾符号，“龙的传人”一语将所有“多元”中国人归于“一体”，正与“龙”组合、“九似”的多元特点吻合。而华南土著文化中原生的“蛇”崇拜完全不同于具有“九似”特征的“龙”，是华南环境中客观存在的大量蛇类爬行动物在土著文化上的反映，是史前、上古文化史和艺术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空类型--华南类型的代表性因素，应该是华夏、汉文化南播之前华南土著的图腾文化特征之一。
    我的观察，蛇、龙不分的看法主要表现为将图腾文化史上的“中华龙”归源于“南蛮蛇”，这实际上是华南士绅的一种典型的爱乡土情结的“心愿表述”。这种“心愿”支配下的“历史”阐述，是“中心-边缘”格局中“边缘族群”民族心理的一般流露。在华夏、汉族强势主导并占据中心的“中华”多元民族关系格局中，“四方”、“万国”的边缘族群除了依附中心、融入主流外，还得认同华夏、甚至戴上“中土移民”的帽子，达到族群文化的“身份转化”，摆脱多元族群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中华龙”源于“南蛮蛇”，是可以“提升”南方族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地位的不错的“历史”表述。因此，澄清被混淆的蛇、龙关系史，是认识华南文化史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其二，图腾是特定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族群文化的界限，“南蛮蛇种”图腾文化史的民族考古学梳理，赋予华南民族史、乃至汉民族史研究的新启发。
    在传统史学的论述中，汉晋以后的“大移民”事件是华南民族更迭、华南汉人形成的根本原因。我曾经多次论述华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主张长江下游以南操吴、闽、粤、赣、客家等方言的“汉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简单地依据汉文史志的记载而全部归为汉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南渡”，而应该综合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的新发现，充分认识百越土著文化在华南“汉人”社会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认为“最纯种”汉人后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头（47）。华南“汉人”包括了“汉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汉人两类，民族志上华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动地反映了南迁汉民与华南土著民族的文化融合史。黎族、壮族、侗族、傣族、苗族、畲、排湾、鲁凯各少数民族的崇蛇习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蛮蛇种”蛇图腾文化的原初形态，是作为史前上古华南土著直系后裔的重要证据。岭南汉人的龙母、蛇母信仰雷同于壮族社会，不管他们是越人的汉化还是越化的汉人，抑或就是“民族识别”中“弄错”了的非汉民族，恐怕还得深入的研究，但浓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们并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传承。东南汉人社会的两类崇蛇文化形态，是东南地区汉越文化复杂融合进程的反映。具有“南蛮蛇种”图腾原初形态特点的蛇神、蛇王崇拜，从这一点上说，这些“汉民”要么是本质上尚未真正汉化的越人，要么是彻底越化了的“汉人”，否则难于理解蛇图腾文化在“汉人”社会的如此直接传承与积淀。从“白蛇传”到“李寄斩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传说故事，作为汉文化强势氛围下遭遇的“南蛮蛇种”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动地反映了这部分“汉人”作为“汉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