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而政治制度史，则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
    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代关于政府制度和官制的着录与考索不绝于书，但是，把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却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传入中国后逐步开始的。100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从萌芽到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本文不揣谫陋拟就它的发展道路及成就，略陈管见。囿于客观条件，港台地区的相关出版物，笔者无法全部观览，为避免挂一漏万之嫌，不得不暂付阙如，还望读者谅宥。
    一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知识界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随着一些较早接触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人们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观点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由此，在中国出现了用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萌芽。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思想武器之一，都是自觉地运用西方的历史经验，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运动。因此，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曾经成为他们政治主张的实际内容。不管是王韬、黄遵宪提出的君民共主政体，还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所提出的君主立宪政体；无论是陈天华提出的民主共和制，还是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所有这些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与批判为前提的。这些研究与批判，对促进用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地统计，约近50篇，内容杂芜，涉及到古政、周官、历代官制、专制政体、断代政府、民国前后政体、政党、地方行政、法律制度、军事制度、家族制度、考试制度等等；其研究方法也不一，新旧参半。就中，梁启超与王国维的论文，影响最大。1902年4月，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是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系统考察中国历代政体演化过程的第一篇专题论文，他把中国历代政体的发展史划分为4个大期、13个小期，“自黄帝至周初，为封建未定期；自周至汉初，为封建全盛期；自汉景武以后至清初，为封建变相期；自康熙平三藩以后，为封建全灭期”，梁文的优点在于把中国专制政体的演化看作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向完善发展的历史过程，具有科学性；其缺点则是没有弄清楚国体与政体、国家与社会的区别，而将它们混为一谈。当然，他对中国历代政体发展阶段的划分，也缺乏严格的科学标准。尽管如此，梁文对于后来学者在运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所起到的启迪作用，却是不容忘却的。其后，王国维先后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①a]等，可以说是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最具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郭沫若曾称赞它包含了许多“近代的科学内容”，“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常的光辉”[②a]。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在批判历史循环论的同时，提出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指导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1920年以后，他写的许多史论文章中，反复强调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打算在自己编写的百卷本《中国通史》中，“第一是制度的变迁”[③a]。这对近代开启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鼓动作用。
    以“五四”运动为契机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诸问题，并将这种研究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轨道。另一方面，一般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之下，继续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两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界的两大潮流，造成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初度繁荣。其标志，便是一批为数不少的专题论文和近40部学术专着的问世。
    据粗略地统计，从“五四”到40年代末，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约在600篇以上，内容以官制研究为主，旁及政体、皇帝制度、中央与地方行政、法律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制度、考试制度、宗法制度、家族制度、礼仪制度等方面。其研究角度，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规范，以史实的考证、综述、评介等方式，阐明各项典章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绝少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历代政治制度的形态、实质、机制与得失。
    在近40部专着当中，大体可以分成六类：
    （1）政制通史类：如曾资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重庆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重庆文风印书馆1944年版）、许崇灏的《中国政治概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杨熙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1946年版）、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亚光印书馆版）、喻亮的《中国政治制度概论》（经世学社1947年版）等。
    （2）断代政制类：如陶希圣、沈巨尘的《秦汉政治制度》（商务1936年版）、钱端升等的《民国政制史》（商务1946年版）等等。
    （3）中央政制类：如董霖的《中国政府》（世界书局1941年版）、陈之迈的《中国政府》（商务1945年重庆版，1946年上海版）。
    （4）地方政制类：如黄绶的《中国地方行政史》（作者自刊，1927年版）、黄豪的《中国地方行政》（文通1942年版）、程幸超的《中国地方行政史略》（中华书局1948年版）、朱子爽的《中国县制史纲》（独立1941年版）、瞿兑之、苏晋仁的《两汉县政考》（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版）等。
    （5）单项制度类：如高一涵的《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商务1926年版）、《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商务1934年版）、曾资生的《两汉文官制度》（商务1941年版）、李俊的《中国宰相制度》（商务1947年版）、邓定人的《中国考试制度研究》（民智书局1929年版）、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版）、徐式圭的《中国监察史略》（中华书局1937年版）、曾纪蔚的《清代之监察制度论》（兴宁书店1931年版）、程树德的《中国法制史》（商务1928年版）、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商务1934年版）、秦松石的《中国历代兵制概要》（南京军用地图社1937年版）、黄坚叔的《中国军制史》（商务1941年版）、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汉口直学轩1933年版）等。
    （6）其他类：这一时期出版过大约40余部中国通史着作，典章制度的沿革是它们的主要内容之一。就中，如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商务1934年版）、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商务1934年版）、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开明书店1946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版）、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生活书店1946年版；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等，最为可读。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郭沫若于1928-1929年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版）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版）两书。前者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为“向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具体地探讨了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特点，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①b]。这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具有示范意义。后者把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通过比较研究，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基础、特点、演化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与流弊。王亚南的研究，由于贴近政治学的学术规范，而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挈领提纲地“对于中国这种既古旧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②b]或称“体制”进行了剖析，因此，它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论色彩最浓的、不可多得的着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