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上说，必须牢牢把握住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既是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又是人文科学中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它所涉及的范围，还包括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人文科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等学科，要求研究者具备这些学科的知识。因此，只有大力加强多学科的协作，开展开拓性研究，才能开创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
    首先，是开拓新领域。从政治学的角度，在深入研究历代政体结构的基础上，着力于政体机制方面的探索。在古代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对政体机制有所认识。所谓“遂皇（按指传说中的燧人氏）持斗机运转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礼”[①d]，就是讲的政体运行机制。当然，这种认识是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牵混在一块了，不足为训。但是，它却表明政治制度史必须重视政体机制的研究。所谓政体机制，既政权结构关系及其运转方式。它是通过对权力和政治行为的研究，来揭示政治制度的动态表现。比如，在中国曾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政体，就其运行机制的特点而言，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自秦汉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监察以来，中央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形成了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鼎立，分别对皇帝负责的格局。历代虽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元世祖忽必烈曾形象地概括说：“中书（中书省，最高行政机构）是我的左手，枢密（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最高监察机构）是我用来医两手的。”[②d]表明专制君主制政体的运行机制始终是以皇帝“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为转移的。二是近侍的逐步政务官化，或者称御用机构逐步演化成中枢机构。历代皇帝往往通过赋予亲近小官以实权的办法，不断地调整、改造中枢机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流失，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2000多年间，层出不穷。辅政机构的变迁，展示了专制君主制政体运行的基本规则。三是中央派出机构逐步地方政权化，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换言之，加强政体机制研究，就是要正确揭示历代帝王如何处理皇权与官僚机构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关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等等。应当承认，历代帝王都是力图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只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加上帝王本人素质上的差异，以致历史上出现了有的帝王较好地处理了这几种关系，造成了国力强盛，社会进步。不过，这是少数。多数帝王则没有处理好这些关系，结果造成社会动乱乃至改朝换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应当把政体机制作为重要对象，突出地表现出来，惟其如此，才能跳出传统的以官制史代替政治制度史的窠臼。
    其次，加强对薄弱环节和空白点的研究，拓宽政体结构的研究范围。除了对历代行政、司法、军事、人事、监察这些传统主题重新加以研究以外，还要对元首制度、决策体制、财政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宗教与民族事务管理制度，以及历代政治家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与实践、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等等薄弱环节加以充分的论证。对于各专项制度的实施情况以及分裂割据时期各种割据政权、民族政权的体制及运行机制等空白点，要花力气去发掘材料，作出说明。绝对不能满足于结构形式的图解和演变过程的缕述。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运转方式、管理方式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在这里，适当列举某些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例，把运转方式、管理方式以及上下左右的制衡关系形象化，也是必不可缺少的。
    复次，要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出发，承认历史上国内各民族的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多样性，以及国内各民族政体发展的不平衡性。既要充分论证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这条主线，又要兼顾边疆地区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结构形式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政体发展变化而言，是有其鲜明的个性与特点的。它是按照等级君主制（夏商周三代）、军事封建君主制（战国迄汉初）、宗法封建君主制（汉武帝以后）的线索发展变化的。开展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定要按照中国国家政体演化的实际状况，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同时，要遵循可比性原则，对历代政治制度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其发展层次上的差异，探索中国政治制度史自身的、有别于它国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最后，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一定经济形态的产物。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反映。因此，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入研究之上，切忌就政治制度论政治制度。否则，既无法说明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又不能对政治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地位给予科学的说明，势必流于肤浅。过去学术界在“左”的倾向干扰下，流行过“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其主观意图可能是想突出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但是，王朝更迭是建立在封建地主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无视客观存在，搞唯意志论，任你怎样去打，也是打不破的。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要特别注意摆脱这个“左”的口号的影响。因为中国皇帝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内容，“打破王朝体系”，无疑就是取消了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那样的成果，也就不成其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了。
    回眸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虽然历尽坎坷，但是经过几代学者顽强的努力，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从形成到发展，从纯官制史研究到向规范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又看到力图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问世。前瞻21世纪，我们充满信心，相信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定会突破樊篱、攻克难点，取得长足的发展。
    注释：
    ①a《观堂集林》卷九、卷十，《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②a《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7、8页。
    ③a《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社说》。
    ①b《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
    ②b《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自序》。
    ①c《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①d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一。
    ②d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