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海内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以历史学的专题研究这一单一形式和面貌出现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这一时期各报刊所发表的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较之三四十年代大为减少，总计不过180篇的样子。所研究的专题不集中，涉及到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式、官制沿革、兵制、科举制、地方及基层行政设施、变法运动等。这些论文，宏观地论述政权性质的多，微观地论证行政体制特点的少；把皇帝仅仅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多，论证皇帝制度的少。此间最有分量的论文，如陈寅恪的《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陈仲安的《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邓广铭的《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韩儒林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等等。特别是韩文从1242年阔丹（即阔端）的使者到达西藏说起，对元朝中央政府所设的宣政院与西藏地方的各级官吏、帝师制度、地方行政机构等，作了详细说明。作者用藏文古文与汉文旧记加以对校勘同，史料扎实精当，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制度史论文之一。
    （2）这一时期所出版的通史与断代史着作中，虽然对历代政治制度有所论述，然而普遍比较简略，而且品种与数量都比较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1979年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及其以后）、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三联书店1955年，1959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等。
    （3）这一时期出版的属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着屈指可数。它们是：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钱实甫的《清代外交机关》（三联书店1959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商衍鎏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而没有一部取名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教材或专着出现。
    以上三个方面成果的共同特点，是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对某项典章制度的形成、演变进行考索，并注意对它们的阶级实质与社会后果的分析，但缺少从政治体制上对各单项典章制度的运行机制加以论证。
    三
    1978年以来，特别是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以来，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为填补高等学校重新组建的政治学系的教材空白，以及满足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希望有系统的政治制度史知识的需求，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标志有四：
    第一，作为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即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形式、国体和政体的演化规律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前揭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率先就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形式问题进行了论列。建国后，吴恩裕在《新建设》杂志1956年第7期上发表了《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同名小册子），提出了国家的起源是与氏族制度的瓦解联系在一起的，夏朝是中国国家的形成时期。进入80年代以后，人们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列举的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展开了讨论。其中，石兴邦的《从考古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何兹全的《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王震中的《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中国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还是有待于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完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断讲中国古代的国家政体，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与古代东方其他国家一样，从一产生便是一种专制主义国家，其政体始终是专制主义政体。80年代以来，出现了城邦民主制和君主专制政体的争论。
    日知认为：城邦制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地经过城邦制阶段，中国在尧舜时代是古代城邦制产生的前夕，此后三王时代、五霸时代、战国时代由创始、全盛到衰亡的发展阶段，其最初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国家，而是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统一专制帝国只能从秦开始（《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林沄认为应当打破商代庞大的集权国家的流行观点，实际上商代不过是一个方国的王朝，至多是一个较强大的方国联盟王朝，商王是方国联盟的最高军事统帅（《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秉楠认为，商周时代政权结构表现出由全体贵族共同执掌国政的性质，这种贵族共政体制称为贵族民主制。战国时期的政权结构呈现一种由贵族民主制向以国君为首的中央集权制转变的过渡形态，具有两种体制并存的特征，秦并六国，才在全国建立起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商周政体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与这种观点相左，詹子庆提出，商周不是城市国家，其国家政体也不是贵族共和，只能是君主专制。他认为，尽管春秋时代的城邦国家反而兴起，然而我国古代的城市国家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政权形式基本没有变，各城市国家基本延续了西周的专制政体，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相继建立了封建集权政府，直到秦统一六国后，最后形成封建的统一的专制主义帝国（《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问题浅议》，《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吕绍纲也认为：尽管全世界有不少地方经过城邦制阶段，但是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先秦国家自始至终是君主制政体（《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政体问题的分歧，症结所在，不仅仅是个资料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个理论问题。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专制主义论断的评估，也涉及到对古代中国奴隶制形态和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形态的认识，历史绝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关键在于要揭示中国古代奴隶制形态的特点及其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古代国家政体作出科学的判断。
    第二，开始注重对过去学术界因受“左”的倾向的干扰而惮于涉足的、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范围的众多课题，诸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终身制、世袭制、封建特权等等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获得了广大学者的关切，发表的论着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其间不乏佳作，对推动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启迪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即不仅仅是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而是要从政治学的研究角度来探索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方方面面，则不难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系统深入，不少论文声讨多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升华和科学上的规范。系统的综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体制上研究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着作尚不多见。白钢的《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显然是力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而王连升主编的《中国宫廷政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李治安和杜家骥合着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月版）、李治安主编的《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孟繁清等着的《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经济》（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等，则从纯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对专制政体的不同侧面作了较深入的探索。
    第三，散见于国内各大报刊的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主要是断代专项政治制度）方面的论文，总计约在1200篇以上，内容涵盖面极广。举凡国体、政体、元首制度、决策体制、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监察、教育、户籍、财政、宗族、宗教、民族事务等方面，无不涉及。就中，值得称道者颇多。例如：
    --重视夏商时代以外地区文明的研究，有佟柱臣的《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1991年第11期）、宋新潮的《商代政治疆域与商文化影响范围》（《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等。
    --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开展各个区域、民族的研究，对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政治体制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绩。仅以楚文化研究为例，就有杨范中、祝马鑫的《春秋时期楚国集权政治初探》（《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何浩、张君的《试论楚国的君位继承制》（《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钱杭的《楚国的宗法继承制与世系排列方式》（《史林》1988年第2期）、何浩的《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刘先枚的《楚官源流考察》（《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罗运环的《论楚国的客卿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殷崇洗的《春秋楚县略论》（《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杨宽的《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等等，不能一一备举。
    --重视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杨若薇的《辽代斡鲁朵官制探讨》（《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辽朝乣军之探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李锡厚的《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慎荣的《蒲鲜万奴国号考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杨茂盛的《试论金初军事民主制与君主专制的关系》（《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史金波的《西夏的职官制度》（《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周良霄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2辑）、郝时远的《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3辑）、许凡的《元代的吏员出职》（《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高文德的《蒙元时期的官制》（《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李旭的《论八旗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刘小萌的《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杜家骥的《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刘毅的《清朝的皇位确立方式和择储标准》（《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赵志强的《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的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徐晓光的《清代民族立法原则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史筠的《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基本法律--〈西藏通则〉》（《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念慈的《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清史论丛》，辽宁出版社1993年9月版）等等。
    --重视地方基层行政体制的研究，有薛力军的《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关于东晋侨州郡县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田昌五、马志冰的《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孔祥星的《唐代里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何汝泉的《唐代“乡”的两点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6期）、郑世刚的《宋代的乡和管》（《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昊的《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毕建宏的《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等等。
    --重视近现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有郭存孝的《太平天国官印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刘伟的《〈临时约法〉与民初政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曾业英的《民国初年的民主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乐嘉庆的《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权力结构的运行》（《学术论坛》1991年第5期）、忻平的《论新县制》（《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陈廷湘的《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靳德行、翁有为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体制初探》（《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等等。
    类似值得称道的论文还有很多，囿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不过，近20年来所发表的属于政治制度史研究范围的论文，绝大多数是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写出的，史料的发掘、史实的考订是其主要内容，这对廓清相关专项政治制度的面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由于甚少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所以对相关专项制度的运行机制语焉不详。当然，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论文中间，也不乏“炒冷饭”者。这类论文，无论是从资料，还是从观点上来看，都缺少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