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决不放弃原则
    周恩来在1961年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他十分精辟地分析道：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在社会主义立场范围内探讨问题，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作了录音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说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③]
    这里，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主作风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深刻，又有可操作性。具体说来有四个方面。第一，造成民主作风的关键在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如果一个文艺部门或者文艺部门的主管单位，习惯于发号施令，不讲文艺规律只讲长官意志，就没有艺术民主可言。第二，在文艺工作中，要把个人对一些艺术创作、艺术批评问题的讲话和“党正式批准”的、“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两者加以区别。个人的讲话即使是领导干部的讲话与党的正式文件也不能混为一谈。第三，讲艺术民主并不是不要原则。周恩来讲的文艺界的民主作风，是在“社会主义立场范围内”的民主作风。也就是说，文艺界的民主是有鲜明的目的性的，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归根到底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蕴藏的文艺创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第四，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来说，讲民主是为了真正听到“不同的见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而绝不是把民主弄成颂扬领导“正确”的手段。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所倡导的文艺界的民主作风是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襟怀无比坦荡、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芥蒂为基础的民主作风。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曾经说过：“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可以这样说，周恩来的发扬艺术民主的思想为实现列宁的两个“无可争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大量的事实还告诉我们，周恩来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艺术民主的各个方面，而且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正因为周恩来不但是发扬艺术民主的言者，而且是行者，所以才在中国现当代的几代文艺工作者中得到真诚的理解和诚挚的回应。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凡是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文艺工作者--无论是老一代的作家艺术家，还是成长中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都被他的民主作风所感染，凡有意见和不同的认识，都愿意坦率地直言。林林在《遗爱翔寰宇》一文中，谈到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次，在人大会堂某厅开会，我也被通知参加，听周总理讲话，牵涉苏联某些问题。讲过后，在座的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王荩卿同志，提出些不同的意见。我就看看周总理的表情。他思索了一下，就表示赞同王同志的意见。他说开会就是‘集思广益’，有不同意见，考虑问题就会更全面些、准确些。他的民主精神给我们言传身教，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④]在一个身居党和国家要职的领导人所主持的会议上，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地发表与主持人不同的意见，这是不常见的，也是不平常的。但更难能可贵的是，领导人经过考虑，立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的确体现了一个伟人的高度的民主意识和非凡的气度。对此，胡絜青的体会是独特而深刻的。她说：“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⑤]
    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作风，一种是长官意志，“我说了算”，容不得不同意见；另一种是充分尊重艺术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扬民主。前一种作风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表面上的“完全一致”、“完全拥护”，而实际存在的不同意见得不到发表而遭到压抑，造成文艺园地的凋零与萎缩；后一种作风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家的创造才能，体现艺术家的独立的创作个性，真正实现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和文艺评论上的百家争鸣。
    周恩来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的高度民主，根源于他对文艺创作是需要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充分体现艺术个性的认识为基础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艺术创造的特殊性绝不能超越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在党的大政方针之上和之外讲文艺的特殊性和个人创造性。他一方面批评有的领导人对文艺创作随意“定框子”；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这是周恩来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的辩证法。我们注意到，他既虚心地听取各种意见，但是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地方，涉及对外关系，涉及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的时候，他是一点也不迁就，一点也不让步的。下面是着名电影导演张骏祥的回忆：
    1954年苏联举行中国电影周，中国派了代表团去参加，在苏联各大城市轮流放映了《智取华山》、《鸡毛信》等影片。在与观众见面时，少不得要陪着看影片。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苏联观众，一看到银幕上有战争场面就低下头不看。后来我和另外两位团员去了波兰参加那里的中国电影周，又发现情况与苏联一样。当时，我国还派了一批导演在苏联学习，见面时他们也向我们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还接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信，要我们转给文化部，提醒以后要少拍战争影片。回国之后，代表团进行总结，就把这一条认真地写了进去，建议以后少拍战争片……总结交上去没有两三天，周总理就通知全体代表团到中南海开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总结中的这一错误。他说（大意）：苏联人民经过残酷的卫国战争，几乎家家有惨痛的损失。他们怕看战争场面，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却千万不能因此就不拍战争影片。帝国主义还在封锁我们，蒋介石还在梦想反攻大陆。我们不能放松战争的准备，尤其不能在思想上丢弃战争的警惕性。我们不是要停止拍战争片，而是要大力拍好战争片。[⑥]
    争论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是极不平静的。文学艺术还不能仅仅承担满足群众娱乐和审美的任务，还必须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保持革命警惕、提高革命警觉的教育，而优秀的战争影片就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周恩来在当时以严肃的态度，力排众议，提出“我们不是要停止拍战争片，而是要大力拍好战争片”，就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关于电影题材问题的碰撞，而是涉及到文艺要不要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