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根据郭沫若具有从事社会活动与进行文艺创作和科褔研究的杰出才能，从当时的需要出发，建议郭沫若的工作重心有所调整。1937年12月以后，由于南京陷落，抗日形势十分紧迫，中共中央以“充实和加强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主张，取代了过去“选举国防政府”的办法。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开始表示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周恩来耐心地做工作，希望他能利用这个职务和阵地团结进步文化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揭露反动派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见。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恶化，大批文化人撤退到外地，当时已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公开活动。这时，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提醒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活动，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沫若，现在是时候了。”[16]这是对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化人士的公开号召。果然，仅仅1942年前后两三年内，郭沫若就写出了历史剧《屈原》（1942年1月）、《虎符》（1942年2月）、《高渐离》（1942年6月）、《孔雀胆》（1942年9月）、《南冠草》（1943年4月）。在史学研究方面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专着以及影响很大的史论《屈原思想》和《甲申三百年祭》。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并作为当时干部的必读文章。
    建国以后周恩来对文学艺术各方面人才的任用和成长倾注了更大的关注。程砚秋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唱腔和唱法，是公认的程派的创始人。1949年夏天，北京解放不久，为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周恩来特别繁忙。但就是在这紧张的国事中，他还抽出时间专程拜访了程砚秋，给了程砚秋以极大的感动。1956年冬程砚秋出国演出归来，周恩来专门把程砚秋夫妇请到家中长谈，鼓励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作程的入党介绍人。1957年当程砚秋按规定履行入党手续时，作为介绍人之一的周恩来非常严肃认真地给程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幸的是，1958年程砚秋就去世了，年仅五十四岁。195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作家，当他了解到臧克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而不是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提出了疑问。不久，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臧克家转到了中国作协书记处工作。臧克家对此十分感慨。他说：“这是件关系我一生的大事，把我从一天八小时办公室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回到了文艺队伍，可以专心从事文艺工作和写作了。对总理的关注和组织上的安排，我心潮翻腾，充满感激之情。”[17]
    周恩来不仅十分重视成绩卓着的作家艺术家，他对青年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也是非常爱惜，尽可能地使他们能顺利成长。赵青是新中国培养的青年舞蹈家。她1955年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后，多次在国内外演出中取得巨大成功。周恩来对这样一个难得的舞蹈艺术人才十分看重，引导她从演外国的《天鹅湖》、《吉赛尔》到演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小刀会》。周恩来为了给赵青的艺术发展创造条件，连她的居住状况也亲自过问。赵青在《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一文中说：“总理从我父亲口中知道我住的是水泥地，总理特派周巍峙同志来我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地板为我们全体舞剧团演员盖起二幢地板地楼房。”[18]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艺工作在他整个领导工作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太大，但他所成就的业绩以及他的业绩的影响，都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周恩来之所以能在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中如此功勋赫赫，不仅得力于他深谙文艺的规律，而且得力于他对文艺事业的执着的热情和高超的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我们要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应该继承和发扬周恩来的这笔宝贵的财富。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⑧[15][17][18]《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序言，第61～62、164、263～264、137～138、59、360、174、185页③⑨⑩[11][14]《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31～32、46、48、36～37、29页⑦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①②引自周良沛《丁玲传》第528页，北京十月出版社①③见何国瑞《艺术生产原理》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①⑥引自肖玉编《周恩来》第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