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遵循文艺规律，尊重创作个性
    周恩来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⑦]联系他几十年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深感他的确是在认真研究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领导的。
    艺术规律的问题是艺术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世界众多的艺术理论中，凡属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指导过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的，都在客观上这样那样地体现着艺术的客观规律。艺术规律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般来说，既有在宏观上制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的规律，也有具体指导艺术创作、生产艺术精品的规律，当然也有关于艺术接受方面的规律。有的艺术规律具有极广泛的普遍性，有的则仅仅适应于特定性质、特定艺术类别的规律。从领导文艺工作的角度讲，最主要的是要把握支配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艺术规律。
    从是否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来说，有两种对立的文艺方针，一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专制主义。前者促进和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后者阻碍和扼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从领导文艺的指导思想上说，前者提倡放，提倡在竞争中表现各文艺种类、形式、题材的优势，在不同观点意见的争鸣中明辩是非；后者以长官意志为最高原则，在“题材决定论”的指挥下，只准写什么，不准写什么，只准有一种声音以显示长官意志的“正确”、“英明”。积中外历史经验证明，前者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后者违背艺术发展的规律。
    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周恩来是一位深谙艺术发展规律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文艺领导人之一。在他领导文艺工作的生涯中，从来不搞长官意志，而坚持“百花齐放，众美争妍”。早在建国初期，他针对当时的戏曲改革工作，明确指出：“如果让我表决一下，荷花与梅花哪个好？我想这是很难的。所以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因为是百花，就各有各的好处。”他主张各种文艺之花都开出来。他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
    我国是一个有丰富的文化积累的国家，文学艺术的种类、样式、题材、体裁、表现形式、艺术手段极其多样，真可以说异彩纷呈多姿多彩。对此，周恩来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鼓励竞争，求其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对那些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有巨大潜力，能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反对外来侵略，发扬民族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各种文艺形式，更是全力支持其繁荣、发展和创新。五十年代末，浙江昆剧团在北京演出了《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周恩来及时给予鼓励。他十分高兴地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他立即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总结昆曲改革经验，向全国其他剧种推广。1960年他又召集中南地区四大名旦（陈伯华、常香玉、红线女、尹羲）聚会。他指出：“全国主要剧种都应该各自建立剧院，形成艺术中心，以便更好地发展地方剧种。全国要建立八大剧院，你们都当院长，由中央直接批准。你们回去后要积极筹备，有什么困难要求，可以直接找中央。”[⑧]的确，由于得到了国务院总理的倡导支持，加上中央文化部及各地文化行政部门的筹划落实，当时的戏剧舞台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关于文艺鉴赏，周恩来说：“上海人喜欢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⑨]又说：“陈云同志所写关于曲艺的信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⑩]文艺欣赏中的主观倾向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应该受到尊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自己的欣赏兴趣和爱好去干涉和否定别人的正当而健康的欣赏兴趣和爱好，这就是审美活动中的“趣味无争辩”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作为领导者，他们在文艺欣赏方面也应该有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在这一点上领导者与普通群众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样也应该尊重他们的兴趣和爱好，而不应该把在文艺欣赏活动中表现出的某些纯属兴趣和爱好的倾向作为“指示”和导向。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领导者，特别是直接管文艺的领导者，应该象周恩来那样身体力行，不要在一些非政策、非方向的问题上发表“指示”，而应给予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充分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
    关于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表现着文艺创作的规律。周恩来在1959年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中针对大跃进中“放卫星”的问题，指出“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1961年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说：“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他还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总结“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他说：“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11]
    工农业生产不能不讲数量（当然是以质量合格为前提的），没有相当的数量就没有发展的水平。精神生产，例如文艺作品的生产虽然也不能数量太少，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平绝不是以数量为标志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创作诗歌。当时一个县就可在短时间内编上万首“诗”，但真正算得上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时写了上万首诗，当时也有人把他吹上了天，但至今没有任何一部文学史承认这个天子是够格的诗人。而唐朝的张若虚，一生仅留下两首诗，其中的《春江花月夜》，几乎所有的唐诗选本都入选，闻一多先生称这一首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本世纪五十年代，丁玲主持中央文研所，她对青年作家说：“一个人辛辛苦苦的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那怕用一生的时间，能为人民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12]丁玲说的这个意见曾被人上纲为“一本书主义”，大加鞑伐。其实丁玲这话既是文学史早已证明了的事实，又是一个真理。周恩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的问题，是完全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的。
    文艺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生产。有的学者把艺术生产的这一特性称为“铁的规律”。[13]遗憾的是，正是这一“铁的规律”在“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并未受到尊重，并往往把艺术个性混同于个人主义，从而遭到无端的指责甚至批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竭力维护和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就显得十分可贵和值得珍视。1959年，他很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独特风格是主导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个性，譬如京剧，就有梅派、程派、谭派、麒派等区别。学人家的是为了丰富自己，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14]独特的、个性化的创作个性是独特风格的核心和灵魂。周恩来把艺术创作的“独特风格”和“个性”放在“主导的”、涉及艺术是否“消亡”的重要位置上，不仅说明他是精通艺术的行家里手，而且是扞卫艺术生命的卓越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
    四、尊重人才，发挥所长
    文艺工作的专业性很强。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不仅要通过学习和锻炼具备一定的思想修养和业务技能，而且某些素养还建立在一定的先天秉赋和特定的生理机能的基础之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杰出的作家艺术家的出现不仅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制约，而且有社会历史环境（包括是否有开明的珍惜人才的政治领导人）条件的影响。我国从三十年代以来之所以能产生一大批革命和进步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人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文艺方针政策和像周恩来这样特别杰出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分不开的。
    受到周恩来高度尊重，并创造条件使其能尽其聪明才智，为人民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中，有像郭沫若、齐白石、茅盾、曹禺、老舍、徐悲鸿等等同辈的大师级的作家艺术家，也有当时还是中青年的秦怡、张瑞芳、白杨、王昆、才旦卓玛、赵青、严凤英等等。建国以后，周恩来还多次肯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演出在外事工作中的不可代替的作用。着名的声乐家周小燕在《难以忘怀的教诲》一文中，涁忆周恩来谈到组团出国演出的意义时说过：“文艺工作者能够拿出有质量的高水平的艺术到国际上去，要比我政治家去发表一篇演浇更有说服力，作用更大。”[15]
    周恩来与郭沫若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周恩来对郭沫若自五四以来在文学创作、史学研究和从事革命活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是深刻理解并给予高度评价的。鉴于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鲁迅在中国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必须有人接替，1938年经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党中央于同年夏天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的顽固派实行全面的法西斯高压政策。为了冲破禁锢，周恩来提出建议，发动和组织了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及创作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一场巧妙的文化斗争，通过对郭沫若革命道路及文艺创作、科学研究业绩的赞扬，表达了进步的文化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决心。经过这一活动，郭沫若成为公认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文化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