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哲学的世纪重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姆尼亚和碳酸气。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41）]
    在社会与政治哲学领域内，从强调和谐的合作转向到处都只看到斗争，比之自然哲学领域内这一转变要更早，以致恩格斯说：“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42）]而达尔文特别是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创立之后，社会与政治哲学领域内到处都只看到斗争的倾向变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斗争被说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永恒的自然规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列强图谋瓜分中国而造成的空前民族危机铺天盖地向中国压来，而国内酝酿已久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也正在走向总爆发，正在这时，物竞天择学说传到了中国，严复所说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43）]，便立即成了所有图谋力挽狂澜者共同宗奉的社会与政治哲学。
    生存斗争学说，对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文化中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中和哲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两种社会与政治哲学总的价值取向和总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优胜劣败，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而后者强调的则是推己及人、统筹兼顾，对立面互相调和而平争泯乱。诚然，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两种哲学在一定范围内都能成立，而一旦普遍化，其片面性、偏狭性便立即显露出来。但是，空前激烈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冲突，给斗争哲学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实践力量的强大支持，使之成为时代思潮与理论上、实践中的主导哲学。
    孙中山已繁锐地发现了斗争哲学的片面性与偏狭性。差不多与他同时，李大钊也提出“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普遍法则”，“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44）]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在实践中所主要致力的，仍然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尽管他们都视此为人类走出史前期即动物状态的最后一战。
    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以百计的局部战争，以及长达数十年的“冷战”。20世纪的中国，也经历了几乎一直绵延不绝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革命与反革命战争、军阀与军阀之间的战争、人民内部这一派别同那一派别之间的“文攻武卫”。这一总的背景，决定了人们对孙中山晚年批评生存斗争社会哲学、褒扬儒家政治哲学难以作出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戴季陶、蒋介石迳直将孙中山定位为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说他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说《中庸》是他的原理论，《大学》是他的方法论。[（45）]孙中山思想形成与演变的因果关系在他们这里完全被颠倒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宣讲《中庸要旨》、《大学之道》，但是，当他反复强调中庸的意思为“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无可变易”、“永久不灭”时，[（46）]就将中庸变成了对现状的承认与保持，使矛盾凝固化、呆滞化，保证混沌状态至无穷无尽。蒋介石还将《中庸》的本体概括为一个“诚”字，诚产生万物，诚能决定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使中道、中德、持中步入了神秘主义、信仰主义。[（47）]
    将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道理归结为“造反有理”的毛泽东，对中庸思想从总体上作了否定性的评价。他说：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48）]
    毛泽东这里并非评论孙中山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但许多评论者确乎据此对孙中山的互助观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以为它是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其实，毛泽东也说过：“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49）]这里所说的“一时”，可以是一个短短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一种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内，对立面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协调、互相推移对于互相压抑、互相排斥、互相冲突甚至互相消灭，完全可能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说，至少在这样的时间段内，统一比之斗争更加适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对立面的互助比之对立面的冲突，或者说，“王道”比之“霸道”更有必要加以提倡。也正因为如此，当中国终于从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解脱出来，而得以专心致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世界又开始从“冷战”中走出来时，人们方才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一个多世纪来流行的生存斗争哲学，重新考察孙中山对生存斗争哲学所作的批评在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在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的中国，一切都处在变革之中，面对涌出的众多矛盾，如何解决？在各国都在致力于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今天，是推波助澜去从事“文明的冲突”，还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共同的祈求？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们的心灵内部，不同的民族、国家、文明之间，仍存在着种种问题。当20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人类能否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这类19世纪、20世纪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中走出来，以更为成熟的理性的态度去迎接和创造未来？在这一基点上来回顾孙中山晚年对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及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就不难发现，近八十年前孙中山的思考并非毫无意义。并不是他所作的答案可以原封不动地应用于今天，而是他所指示的解决问题的方向，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启迪。
    注释：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231页。
    ②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版，第1740、1747页。
    ③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同注②，第1673页。
    ④李侃：《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同注②，第1716、1723页。
    ⑤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同上书，第1690页。
    ⑥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日译文见日本孙文研究会编《孙文にアシア》，汲古书院1993年6月版，第269-274页。
    ⑦孙中山：《复翟理斯函》（1986年11月），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⑧见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学社1961年2月版，第164页。
    ⑨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第194-195页。
    ⑩书目可参见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日本孙文研究会合编《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日本汲古书院刊，第63-91、118、132页。
    （11）孙中山：《三民主义·自序》，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页。
    （12）参见姜义华《孙中山思想发展学理上的重要准备--跋新发现的一份孙中山购书清单》，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6、31页。
    （13）《孙文学说--行易知难》，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页。
    （14）引自F·达尔文着、叶笃庄等译《达尔文生平》，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2页。
    （15）同注（13），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页。
    （1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1页。
    （1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694页。
    （18）同注（17），第699页。
    （19）同注（13），第199-200页。
    （20）见《达尔文生平》，第215页。
    （21）《达尔文给莱伊尔的信》（1860年1月10日），见《达尔文生平》，第277页。
    （22）见《达尔文生平》，第215页。
    （23）见《达尔文生平》，第64页。
    （24）孙中山：《平实尚不肯认错》，《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1年8月版，第384-385页。
    （25）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页。
    （26）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8页。
    （27）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196页。
    （28）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4页。
    （29）参见中译本《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6、264等页。
    （30）参见中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版，第52、56页。
    （31）同注（30），第57-58页。
    （32）同注（30），第21-22、58页。
    （33）同注（27），第196页。
    （34）同注（30），第57页。
    （35）同注（30），第17页。参见16-18页，赫胥黎指出：“蜂后、雄蜂和工蜂都享有分配给自己的充足食料；个个都在完成蜂群经济分工中所担负的任务，并在同外界自然状态中采集花蜜和花粉的竞争者及其他敌人的竞争中，为整个合作的社会的成就作出贡献。……每个蜜蜂都有其职责，但没有任何权利。”“我看没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在开始的时候，也象蜜蜂的社会一样，是一种官能上的需要的产物。……但是，蜜蜂的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巨大的、根本的差别。……”赫胥黎进而就这些差别作了论述。
    （36）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
    （37）见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湾鼎文书局1957年版，第239页。
    （38）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4-396页。
    （39）同注（30），第31页。
    （40）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4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71-572页。
    （42）同注（41），第572页。
    （43）严复：《原强》，据1895年3月4日至9日天津《直报》原刊，见王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5页。
    （44）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7月6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9号，见《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6-17、19页。
    （45）参见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行程序》等。
    （46）蒋介石：《中庸要旨》，见《蒋总统集》。
    （47）蒋介石：《革命的心法--诚》、《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见《蒋总统集》。
    （48）毛泽东：《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80页。
    （49）同注（48），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