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立考古资料与社会参数之间的联系
    除了考古发现上要填补空白以外，在方法上还应注意两点。
    首先，在探讨文明进程时，人们往往用一些社会变化的参数来描述这个过程，正如塞维斯(Service)对社会发展所做的阶段划分所使用的，诸如人口、战争、城市化和生产的专业化等等。[3]这些社会参数在考古中是怎样表现的，需要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应是符合中国历史与考古的，它不仅有利于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的史前史，而且对世界的文明起源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贡献。在这里我仅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阿丹斯(R.Adams)在两河流域聚落研究中建立遗址等级，并赋以社会组织的含义。[4]他首先将调查的遗址的面积分为三个级别，最小的是乡，面积在1000-60000平方米，其次是镇，面积为61000-250000平方米，城市的面积在500000平方米以上。按照这一标准，把乌鲁克时期至早王朝时期的遗址统计如表2：
    这个统计表明，从乌鲁克时期开始至它的后期，聚落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村落数量的剧增，同时镇的数量也有所增多。这个阶段是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期，人们不得不向外迁徙，建立新的村落。这时人口增加之快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规模的剩余粮食，另一方面也是周围的游动放牧部落逐渐下到大河流域开始定居生活的结果。这时尽管遗址的等级已经出现，但是城镇的数量和规模都还很小。从乌鲁克后期至早王朝的出现，聚落形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镇以上规模的遗址数量大增，说明这个阶段是在原有的人口基础上在空间上的一次大的调整，反映了社会组织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变革中，原有的血缘村落在解体，地缘城镇在建立，遗址的规模在向高层次发展。总之，从乌鲁克时期开始，聚落形态经历了数量增多和规模增大前后两个阶段，这正是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革命”在考古上的具体表现，它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最高层次的遗址--都市是城邦的前身，而遗址之间的等级又体现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化，构成了一个城邦内的“国”和“野”。
    中国文明产生前后没有出现过两河流域那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血缘组织也没有被破坏得这么彻底。在属于龙山早期的良渚文化中，有反山和瑶山等几个中心址。在夏文化只有二里头一个大规模的中心址。这说明在中国文明进程中，权力的集中表现为由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若干中心发展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中心。[5]
    第二个例子是手工业专门化的研究。制陶业是史前时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关于陶器的生产方式在考古上比较难以确认，从陶器的标准化中我们可以发现批量生产及其带来的陶器标准化。我们原有的陶器类型划分基本不考虑陶器的尺寸，因此必须重新对全部陶器的尺寸进行测量。如果我们对仰韶文化阶段的陶器中同一型式陶器的尺寸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它们的尺寸各不相同，如果用图表表示，它们的尺寸呈分散状态；龙山时代的同一型式陶器尺寸非常接近，如果用图表表示，它们的尺寸呈几个堆的分布态。依靠直觉我们也可以发现王湾Ⅲ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罐不仅同一型式器物的数量多，而且尺寸也非常相似，说明这时陶器已经不再是由每一个家庭单独制作的，而是由一个家庭作坊之类的单位完成其制作的。进行这种研究仅靠目前发表的考古报告恐怕难以胜任，因为从中我们很难找到所有复原陶器的尺寸信息。因而还有一个考古报告发表不断适应研究的拓展与深入的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表现的生产程序与分工程度的推测。以两河流域的哈孙纳文化和萨玛拉文化为例。哈孙纳文化的建筑是由泥块垒砌而成的，由此推测它的建造过程大致可以分三步：挖泥--搬运到建房地点--垒砌。萨玛拉文化的建筑是由模制的泥砖建成，它的建造过程应当是挖泥--脱坯制砖--晾干--搬运到建房地点--垒砌。从工作程序上，后者更为复杂。哈孙纳文化的建材是湿的泥块，很沉，一次运送的比较少；萨玛拉文化的建材是干砖，比较轻便，一次可以运送较多。再看房屋的垒砌过程，哈孙纳文化直接把湿的泥块堆砌起来，有可能要堆几层待下层的泥块晾干后再向上堆砌，如果一次向上堆砌过多会把原来垒砌的湿泥块压塌。这样，哈孙纳文化房屋的建造不会需要太多的人，但所需的时间会比较长。萨玛拉文化的房屋是使用已经预制好的、器形规整的泥砖，工作效率会大大地提高，可以用较多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不同的生产程序与分工应当与它们的家庭形态相关。哈孙纳文化是一种核心家庭的格局，多间建筑，每个房间都有通向外面的门，房间之间互不相通；萨玛拉文化也是多间建筑，整个建筑只有一个通向外面的门，房屋之间有门相通，是一种扩大家庭的格局。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程序和分工是与它的社会组织（在史前社会主要是家庭组织）密切相关的。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萨玛拉文化的劳动效率比哈孙纳文化的高。
    以上三个例子只是想给人们一种启示，看到从考古资料中寻找它背后的历史意义的可能性。在这种研究中，一是要从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原本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事物作为遗存被我们发掘出来后，它们的联系已经看不出来了。这些遗存被我们归入遗迹、遗物类；在遗物中又按照不同的质地予以整理和发表。在研究中我们应当重新从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以此来寻找它们背后的历史意义。二是要关注遗存出土的背景，无论是在发掘中还是在研究中，要从它们所出土的单位、所共生的器物、放置的位置以及破碎的程度等细微的方面来分析它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而且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家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我们应当负起责任来。虽然这项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本文只是在这种研究中提出一些方法上的思考，希望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