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郭栋臣老人在1957年写给侯斌的一封信中说：
    在同治五年，捻军占了河南，畿南防务吃紧。清御史陈径（廷经）奏明清廷，办畿南的团练，协同官兵布防。当时前河南巡抚郑元善退职在家闲居。清廷下令直隶总督刘长佑，委派郑会同直隶大名顺德广平道台范梁，督同所辖三府二十七县官绅办团练。各县团练办到，各县均有团名：威县城南系志和团，城东配义团，城北义和团，该团团总系赵老广，文生，北台吉人……同治末年，地方平静，团亦解散。到光绪二十二年，地方不靖，直隶总督王文韶下令大广顺道，将所辖这二十七县团练从新办起，还按旧区，与从前的人继续办。人若死过，叫他的子侄兄弟接办。威县县官张联思按令办起。城北义和团团总赵老广未死，还继续为团总。
    二十四年，赵三多争庙起事。天主教曾要求齐集乡团布防，以抵赵三多。团总与各村团绅开会讨论，赵三多不是反叛，不是土匪，又在山东地方为的争庙，与天主教私斗。和与（疑衍一字）团无干涉。团不能布防齐集先起衅。再者团勇玩义和拳（的）亦不少，恐起内讧。赵团总未答复要求。各天主教村民众举魏村李老明、天主教会长潘村张老蕊、文生赵庄任老计三人为团总副，另立一团，改名义和会，以抵赵三多，这是二十四年的事。[④e]
    以上引郭栋臣老人的信中可以看出，威县义和团“团勇玩义和拳（的）亦不少”，也就是说团勇中有不少是从赵三多习拳的徒弟；反过来说，随从赵三多参加梨园屯反教会斗争的拳众，有不少也就是义和团的团勇。赵老广为团总的义和团是乡团组织，赵三多为教师的梅花拳是武术组织，两者是不同性质也不同系统的两种组织。然而就其具体成员来说，却有不少是一身而二任的。所以，赵三多改变拳名时，考虑到他的徒弟中有不少就是义和团的团勇，于是也就采用“义和”二字为拳名。或者还因为义和团是成立于同治年间，有30年历史的乡团，在当地已有影响。赵三多便用其团名为拳名，也有借重其影响、以增加反教会斗争声势的意图。当地教会势力也想请赵老广的乡团“布防，以抵赵三多”。赵老广不介入，于是教会方面“另立一团，改名义和会”，这显然也有借重义和团影响的意图。这一点或者也可以作为赵三多特意采用“义和”二字为其拳名的一个旁证。如果不是如此，为什么赵三多单单采用这两个字而不采用其它字眼呢？
    赵三多不仅借用威县义和团的“义和”二字为其拳名，而且进一步把“义和团”三字也借用过来了。
    光绪二十四年署理冠县知县的曹倜，晚年回到原籍江苏江阴之后，常和乡人谈他在外做官时的一些得意之事，后来整理成《古春草堂笔记》一书，其中有一篇《解散拳民》，说他轻装简从，亲到梨园屯，劝说赵三多解散了拳民，后来又召官兵把仍聚而不散的“滋事”者镇压下去。他讲的情况有好多和事实不符[①f]，例如这次“解散拳民”，就不是他一个官去的。这年三月曾有东临道陶锡祺、东昌知府洪用舟、临清知州王寿朋、冠县知县曹倜、丘县知县李瑞祺5个地方官一同来到梨园屯地区的干集镇（在梨园屯北8里，今威县属），召集士绅商议处理梨园屯教案，将庙基判还村民，另在村边拨地基给教民修教堂。赵三多亦被邀参加，并暂将拳众分散回家。来的是5个地方官，而不是曹倜一个人来到这里运用其机智将拳众解散的。曹倜的记载有许多自我吹嘘或记忆不准的地方，不过他记赵三多自称其组织名义和团，并说这个“义和团起于三十年前”[②f]，这却不是曹倜所能臆造的。前引郭栋臣老人的信中曾说同治年间为防捻军而办起乡团，直隶南部的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由曾做过河南巡抚的郑元善督办，此事且有地方文献可证。《广宗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卷一二《三府绅士公陈郑中丞办团出力禀》说：“郑绅（同治）四年以至七年督办团练。”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失败，形势缓和，随后团练也解散了。下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好30年。这种地方上的事，外省来的曹倜是瞎说不来的。赵三多在对曹倜等5个地方官谈话时，把他领导的义和拳众，索性说成就是当地早在30年前由官绅倡办的义和团，用以说明他领导的这一武装团体及其进行斗争的合法性。
    曹倜据以上报，山东巡抚张汝梅也就据以上奏，这就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出奏的那个“为遵旨查明义民会即义和团”的有名奏折。这是清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义和团的名称，而这个奏折所根据的是曹倜的禀报，曹倜所根据的则是赵三多的谈话。这个奏折引据曹倜等人的禀报说：
    据称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①g]
    由梅花拳改称义和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说在梅花拳之前，还有一个“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的阶段，“继改称梅花拳”，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然而这一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却是由赵三多最先说出来的。
    张汝梅在这一奏折中还提出：“谕饬绅众，化私念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这里自然包含有清朝官府把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纳入由官绅控制和领导的乡团系统的意图，但是梨园屯的拳民斗争并不是按清官方的意愿发展的。
    光绪二十四年秋，包括曹倜在内的5个地方官来到梨园屯处理教案，将庙基判还村民之后，拳众暂时解散。四乡村民立即集资动手，不到两个月便在原址又修起了玉皇庙，并且唱戏庆贺。教会却极端仇视，洋神甫到省城向张汝梅施加压力，张又令曹倜将玉皇庙拆毁。曹倜伴同洋神甫带领清兵亲赴梨园屯拆庙，并图搜捕“十八魁”。赵三多等被迫于这年八月又聚众起事，打出“助清灭洋”旗号，进攻教堂，不久被直鲁两省调来会攻的官兵打败。赵三多遂北走直隶，联络和发动反洋人的力量。在正定大佛寺举行的会议上，他提出“神助义和拳”。从此不拜神佛的义和拳和拜神佛的民间秘密宗教力量结合起来，使义和团运动进入了迅速“神化”的过程，从而也就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
    郭栋臣老人有一篇《关于义和团缘起之补充资料》，是根据当年赵三多的一个随员的口述编写的，其中有一节说的是关于正定大佛寺会议的情况：
    赵三多离众人，赴北方滹沱河以北与运粮河两岸各县游走了一遍。刘化龙、朱九斌（按：也是传习梅花拳的，秘密宣传“灭清兴汉”、“反清复明”，曾在梨园屯参加赵三多的起义）在保定以北、京南，亦有些势力，在固安、良乡各县与赵三多的势力联成一气。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初八日凑着佛爷寿辰烧香为名，在正定府大佛寺开了个秘密会议，到会的俱是各县各场的重要师父头。赵三多先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经过说了说，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完全成熟。有起，有不起的……有一个姓李的是河间县人，他说：“我们有个办法，诸位老师与师兄们看行不行。现静海、青县、东光各县有红门，暗里吃符念咒，叫铁布衫，会刀枪不入，能够避火，不怕洋枪大炮，天天夜里练。他们那个拳未明开，信白莲教，现时老百姓很信他们。他们宗旨与我们同是一样，与我们本不通气，不妨我们凑他一步，我们学他们那个办法……我们义和团是明的，到处亮拳开会，他与我们联成一气，也能正大光明地亮拳开会。他们无有不愿意与我们联系，老百姓亦都信他们，这就好往下搞了。众位师兄们看怎么样？”姓李的说罢，刘化龙说：“李师兄这个意见很好，京南这几县白门与黄门已联系妥了，只未亮拳开会哩。”有一位姓赵的说：“我们就这样办吧，祝师父（指赵三多）你看怎样？”赵三多说：“很好很好，我们定名叫神助义和拳。暂只说练拳保护自己的村庄，以免官家干涉，以后避免反清复明、排满兴汉，以免两面受敌。将洋鬼撵跑，清朝就自倒。咱们一人进行一方面。李师兄你们担任商（交？）河、献县、静海、青县，刘先生你与朱先生在京南进行，我与（此处疑脱一字）师兄就在滹沱河两岸各县。以后有什么变化，随时写信，即传给大佛寺老公师父。老公他是个僧道官，久住大佛寺。”开完会大家均散去，只有赵三多与原跟他来的人住了三四天，也就走了。临走又嘱咐老公：“这件重担全仗你负担。”老公说：“打仗我不行，送信我还做得到。”自此散会后，到五月间，就有设坛开场演拳的。官亦不禁止，每年四、五、六、七几个月是演拳的季节亦成了习惯。六七月更多了，十冬腊月各县就普遍了，官禁止亦禁止不住了。[①h]
    上述正定大佛寺会议，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以重要，就在于赵三多把义和拳改称“神助义和拳”，由此便使义和拳和各地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或者说各种名号的会道门，“联成一气”，从而使义和团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
    赵三多的义和拳并不拜神佛，他“不迷信，可是也不反对迷信”。他接受建议而和各地秘密宗教力量联成一气，是没什么困难的。不过从改称“神助义和拳”来看，“神助”之义和拳，也还意味着义和拳本身并无“神”。
    《神助拳，义和团》这一揭帖的开头两句“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是很重要的两句。我们前面举出的7个版本，除戊本只剩中间片断，缺头少尾之外，其余6个版本的开头这两句，文字全同，没有讹误。以“神助”开头，显然是大佛寺会议以后添写的。本来赵三多改名“神助义和拳”，因揭帖用的是三、三、七上下句的格式，先说“神助拳”，为了避免韵脚重复，就不便接着再说“义和拳”了，于是接了个“义和团”。原来是威县乡团名称的义和团，先经赵三多在和官员谈话时借用于前，由此这一名称进入公牍；又经揭帖连用于后，由此又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义和拳和义和团便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了。于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酝酿已久的这一场反帝大风暴，便在义和拳和义和团的名号之下，迅速统一行动，进入高潮。
    赵三多的家乡“威县一带义和拳始终没有设坛请神”[①y]，1898年以前在梨园屯进行反教会斗争时如此，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如此，1902年赵三多参加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时仍如此。这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反而成了很特殊的例外情况。所以，《神助拳，义和团》揭帖中关于神佛的话，不是赵三多的，而是赵三多与之“联成一气”的那些会道门的话。
    如果赵三多不提出“神助义和拳”，不和有上述神力的各地民间秘密会道门联为一气，那么义和团是不可能那样快地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历史的脚步已走到要兴起一场以农民为主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时候了，以别的一个可借神力的名号也会发展起来，但不会是不要“神助”的义和团。
    在正定会议上，要与之“联成一气”的红门等秘密组织，是“信白莲教”的。而在揭帖上则又郑重声明：“非是邪，非白莲”，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义和团的源流，关于义和团和白莲教的关系的研究，不能穿凿。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可以说各地--特别是北方各种名号的会道门，或说是民间秘密宗教组织，都参加到运动中来了。各种民间秘密教门的名号，见于故宫清代档案的就有150种。白莲教是已在民间流传了六七百年的秘密宗教组织，就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也就是在义和团运动前一百年，还爆发过一次由白莲教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战斗在河南、湖北、四川各省，坚持了9年（1796-1804年），是清代在太平天国以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所以，对于白莲教，清政府有严厉的禁令。白莲教遗存下来的力量，为了便于活动，便改个名号。中国是多神信仰的社会，什么名号的教门都能有人信奉。自然经济造成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的严重的封闭性，也造成民间秘密宗教的分散性。各种名号的教门，它所信奉的神仙、坛场的仪式、传习的咒语等，在其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差异。有的掌教者，自知是白莲教，但其一般徒众则不一定知道。有的门徒另立一个名号活动去了，那么他这个教门和白莲教的关系便说不上来了。即令保持白莲教名号的，在长期秘密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差异，前几代和后几代不一样，此地和彼地的也不一样。也有的教门是某地某人自发创立的，只要设坛奉神（连神仙名字都可以创造），就有来烧香上供的，若再加上降妖看病之类，就更能招徕群众了。这些民间秘密宗教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所以名号也特别多，而要搞清楚它们的源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上面谈到的在静海、青县、东光各县的红门，自知是白莲教，提出“非白莲”来，表明自己不是邪教，不干禁令，这是策略；那些和白莲教没关系或不知其有关系的教门，说“非白莲”，则视为当然。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为了解除清政府进行镇压的借口，便于开展自己的反帝爱国斗争。
    最末两句，“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锦江山”，意思是，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都赶出中国去，恢复大清--也就是中国的统一完整的锦绣江山。这是中国亿万人民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崇高目的。
    如上所述，这件揭帖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正定大佛寺会议以后的产物，是赵三多提出“神助义和拳”，赵三多领导的不信神的义和团和各地信神的白莲教等秘密教门“联成一气”以后的产物。它是许多义和团揭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它具有义和团运动的纲领文件的性质。这个揭帖也集中反映了义和团求助于神仙传授法术以灭外国侵略者的迷信逻辑。迷信来自农民的愚昧。而在当时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他们积忿难平，要搞起反抗侵略者的大行动来，只能如此。但是，迷信神仙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却不能真的“避住”敌人的枪炮，结果是被镇压在血泊中，付出了过多的牺牲。这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a香港书局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
    ①b上洋书局光绪二十九年石印本。
    ②b又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①c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d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①e②e③e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64-265、266、267页。
    ④e《郭栋臣的亲笔回忆--关于冠县义和拳的二三事》，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编《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义和团运动研究专辑》，1980年11月出版，第155页。
    ①f宋文瑄、刘绍刚：《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义和团运动研究专辑》，第95-97页。
    ②f《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69页。
    ①g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页。
    ①h《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5-337页。又大佛寺内现存该寺住持意定和尚的功德碑，碑文中说到：“方义和拳之始猖也，四方不逞之徒不期而云集于寺中者屡矣。借以设拳教为名，实欲以肆其妖丑之计，势甚狾而焰甚张，理喻之不能，势禁之不得。意定乃婉词以谢绝之，且资送以分遣之。”此碑立于1909年，已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故此碑文出之以不赞成或反对义和团的口气。但是它也证明口头传述的大佛寺会议确有其事。
    ①y河北省文史研究组1959年1月7日写的一封信中说的。此信藏侯斌同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