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巳”
    卜辞中的“巳”应为“祀”，意为祭祀。殷周时，祭祀极为频繁，有先祖、先妣生日、死日的祭祀，有岁首、年终的祭祀，有山川、神祗的祭祀，有祸福吉凶祇的祭祀等。除此之外，还有两种重要的祭祀：一是建造房屋、宫殿的“奠基”祭祀，考古发掘中，一些基址中发现的殉人（人头骨），就是这种祭祀；二是王朝重臣或特命王使出发或返归之前举行的祭祀，这种祭祀的目的是祈求路上平安，顺利完成王命。如宣王时期，樊侯仲山甫，受宣王之命出使东方，《诗·大雅·烝民》载：“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每怀靡及”。注：“言述职也。……笺云：祖者，将行犯烝骙之祭也。”这是作为王命使臣的仲山甫，在登程上路时进行的祭祀。邢台西周卜辞中的“巳（祀）”究竟属于哪种祭祀？我们只有对全句辞义有了了解之后才能知晓。
    （二）“四”
    邢台西周卜辞中的“四”不是简单的自然数，而是特定的数字--“驷”。《说文·驷》：“一乘也，从马四声。”段玉裁注：“四马为一乘。”《诗·郑风·清人》载：“驷骄旁旁”，郑玄笺：“驷，四马也”。因此，卜辞中的“四”实为“驷”。西周时期的车制，除戎车（兵车）为四马驾车外，其余交通用车，其驾辕的马数可分为4匹马、3匹马和2匹马三种。西周时期，礼制十分严格，自周天子以下，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坐车，坐什么等级的车，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故乘车人所用马匹数目，实际上反映着乘车人的身份。
    据文献记载，周天子乘坐的车为四马驾车。《诗·小雅·六月》载：“四牡骙，载是常服，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这里所记是宣王北伐狁时的情形，宣王乘坐的车是“四牡”驾车。又如《诗·小雅·车攻》载：“四牡庞庞，驾言徂东。”这是宣王会诸侯于东都洛邑时的情形，宣王所乘的车仍为“四牡”驾车。
    周天子派遣的使臣所乘的车亦是四马驾车。《诗·大雅·烝民》载：“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注：“东方，齐也。”这里记述的是作为王使的仲山甫出使齐国时的情形，仲山甫所乘的车是“四牡”驾车。
    诸侯所乘的车又是几匹马驾车呢？《左传·桓公三年》载：“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疏：“初驾马车，以二马夹辕而已，又驾一马，以两服为参，故谓之骖。”这里所记是春秋初年曲沃武公、翼侯所乘的车为骖，即3匹马驾的车。可见，一般诸侯所乘的车是3匹马驾车。
    1998年以前的西周考古车制资料，尚未发现明确的四马制。沣西张家坡一带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车马坑。由于与车马坑相关的墓葬均是中小型墓葬，故“这些车马坑一般都是一辆车、两匹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55～25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诸侯墓地中，一般的大中型墓葬都陪葬有车马。其中，1100号车马坑位于M1046的北边，应是这座大墓的陪葬坑。1100号车马坑中，共葬马14匹，车5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这本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西周车马制的资料。遗憾的是，在埋葬时车与马分开了，马葬于最底下，车置于马上，而且车子是将车轮拆下后再埋入的。这一情况为我们考察西周车马配备带来困难。我们推测，5辆车14匹马可以有两种组合。第一种组合是4辆车各配3匹马，1辆车配2匹马。这一组合的根据是：燕国是诸侯，不得乘坐四马之车，而只能乘坐三马之车。第二种组合是2辆车各配4匹马，3辆车各配2匹马。这一组合的依据是：燕国乃召公之后，召公是辅佐周天子的“二公”之一，地位非他人可比，燕国诸侯自然高人一等，或许燕国诸侯曾受王命，出使过其他地方，处理过军国大事，乘坐四马之车也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1100号车马坑三号车上发现木质伞盖，在过去同时期遗址中尚未见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这证明这些车确是交通用车，而非兵车。同时也证明M1046的墓主地位十分显赫，非燕国诸侯莫属。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周时期，除戎车之外，作为交通用车，其用马的数量应有严格规定。四马（驷）之制是最高级别，只有周天子和周天子的使臣才能享用，个别地位很高的诸侯或可享用，其他人员则不能享用。邢台西周卜辞上明确记载有“四马”，其享用者，不是周王，就是周王派遣的使臣，别人是没有资格享此殊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