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力东渐”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启动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这一由邓嗣禹和费正清在50年代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近些年虽然遭到一些持“中国中心取向”的史家的批评，但如果放弃以该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全部历史的奢望，仅仅从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初动因考察，这一模式仍然是具有理论价值和说服力的。无论如何，西方冲击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大转型的逻辑起点。
    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去界定前来冲击的西方的构成，到底是西方哪一部分力量对中国形成了真正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是通过哪些方式作用于中国社会，引起中国文化“形变之链”（chains of trasformation）的？这类问题的探求，比简单地去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或一厢情愿地想把二者的优点相结合，似更具有理论的趣味和实际的意义。
    值得思考的是，中西文化相会，从明清时期算起，也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为何非要到19世纪中叶才构成对中国文明的真正挑战，并毫不客气地“以夷变夏”，一变而不可收，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将东来冲击中国的“西方”（或西潮）还愿为“西学”和“西力”两个构成部分，分别讨论其内涵和外延。
    “西学”一词，因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其内涵已搞得非常混乱，几乎成为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的代名词。这种内涵的混乱，直接造成中西文化接触会通中“体用”、“本末”概念的夹缠不清。其实，在原初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西学乃是西方学术文化的略称，涉及到西方精神文明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是虚的而非实的。西学范围包罗相当广泛，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将其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史志、法律、矿政、兵政等27门，徐维则编《东西学书目》，又将其扩展为31门，几乎囊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①a]。需要补充的是，西方的宗教通常也包含在西学之中，且是西学传播的重头戏。西方传教士最早输入西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教，即“为基督征服世界”，把福音传遍天下。
    西学的入华，即“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明末耶酥会传教士利马窦东来，止于18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清廷对天主教的严禁，前后两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始于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20世纪初达于极盛，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150余年。这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总的趋势，是从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始，进而分庭抗礼，继则欲取而代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多，本文不复赘论。
    回过头来看“西力”。“西力”一词虽也屡见于时人的着述，但远不及“西学”一词流布之广，其内涵常为器物、技艺、政制、富强之术等含义稍窄的词语所限定，以至一直难以成为近代史上的“关键词”。这恐与中国传统的尚文不尚力，重学不重技大有关系。其实，在近代中国真正有资格成为第一关键词的，恰恰是“西力”以及与西力辐射相关的“西力东渐”。
    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它首先体现为人类从未拥有过的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①b]。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机器一般直观感受到的组织力。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在新的科学知识触发下发生的技术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产组织形式的一次飞跃和革命。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和蒸汽动力能提高生产力，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新的劳动组织也能提高生产力，这一点却往往被人忽视”[②b]。
    总之，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政经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即新的“西学”）融会成一股气势磅礴、无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体系。有人将这一历史现象概括为两种文明和“两个世界”的撞击的确十分恰当。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前来冲击中国的，主要还不是作为知识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西学”，而是直接体现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西力”，即近代大工业文明。它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坚强的军事力，也可表现为以商品和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力，还可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治力、外交力、征服力。总而言之，正是“西力东渐”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推动力量和逻辑起点。诚如金耀基先生所言：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并不是西方的枪炮兵舰，而是西方的工业技能。浸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近代的与现代的）在基调上是工业的，这个工业性的西方文化逼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解组与崩溃[③b]。
    不可回避也无法抗拒的“西力东渐”，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多少有些屈辱的方式中被迫转型，向一个未可知的现代社会过渡。生活于那个巨变时代的头脑比较清醒的中国人，已多少觉察到“西力东渐”的严重性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根本挑战性。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一着名命题表达得最为清晰和完整：
    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机之速，瞬息千里，军械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④b]。
    李鸿章将“千古变局”归结为遇到了“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可以说已隐约地觉察到了此“强敌”的来势非同小可，若仍以“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对付，恐已难以奏效，所谓“外患之来，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⑤b]。这已依稀透露了大兴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机器文明的端倪，尽管李鸿章当时尚不清楚轮船、火车、机器之类是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引进机器文明的同时，必然加带引发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伦常道德等的“形变之链”。对于这一点，与西方文明有着亲身接触，思想更为敏锐的郭嵩焘倒是看得比较清楚。
    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⑥b]！
    可见，18世纪工业革命后东渐的西力已经俨然是西方文明的本体，而非简单的“学”（知识体系）和“用”（功能体系）。西力所造成的冲击，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实体的大碰撞，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属于更为先进的强势文明，因此，在首轮碰撞中就已引起中国弱势农业文明的大震颤、大动摇，严重威胁到这个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东方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根基，即以分散的地主制小农经济、强大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儒家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稳定社会系统--“中体”。在这一意义上，时人心目中的“西学”（实际上是整体西方文化）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的，而是要以“西体”置换和取代“中体”，把“中学”逐到“用”的位置，加以根本性的改造，以适合新的工业文明的需要。曾一度颇受青睐的“中体西用”模式，虽有它得以出台的历史契机，但根本上却是一个错误的文化模式。因为引进西方工厂制度、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就引进了“西体”--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总和），同时也就为“中体”的破损和被取代埋下了伏笔。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之后，便释放出无法控制的“魔鬼”，最终将吃掉农业文明的“本体”，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也是无可避免的了。
    从“西力”和“西学”的关系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教总是跟随于通商和大炮之后，传教士的地位要迟迟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日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在要靠西力--武力和经济力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这并不是说明清之际的西学传播就不存在与之相联系的西力，而是说彼时的西力（由西方原初工业化过程所孕育）尚不足以构成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本体的冲击，彼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表现为文明接触初期的和风细雨、涓涓细流。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传教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彼时西学的传播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个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较开明的士大夫。明清之际20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着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总数30%[①c]。
    相比之下，近代西学输入呈现出规模空前、成几何级数急剧增长的态势。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尤其是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②c]。当年的青年学子对款款东渐的西学称颂不已，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梁启超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③c]。为了求得新知西学，青年学子们甚至不惜飘洋过海，浪迹他乡。
    考其原委，实在是西方在工业革命于19世纪中叶完成之后，挟新兴工业文明而东来，“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二为一，后者有力地促进、推动前者，前者又不断加固和导引后者，交相激荡，使中国传统社会被迫发生转型，主动产生吸纳西学的需求，为西学的源源涌入创造了前提。而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西力对西学传播的具体推动，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上。新的印刷技术的发明、运输工具的发展、通讯手段的改进，都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甲午战后西学的传播就是在主要通过两种新式媒体来推动的：一是新式报刊的普遍创刊和发行；二是新式学堂的普遍设立。正是借助这两种媒体，有关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制度、科技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知识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开来。
    西力冲击、启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现象，固然可以纳入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文化放射律”中讨论，即器物技术的“文化光线”（cultural ray）因并不侵害到中国士人所固守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远较西方的宗教、民主观念等“文化光线”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穿透力”为大，成为西方文化的开路先锋。但在认同这一理论认知的同时，必须有两点限制性补充：其一，即以器物技术为代表的经济力的“穿透”，最终还是会引发对中国社会基本文化价值观念的侵害，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二，只有当两种文明的接触面到达一定的临界点时，器物-经济层面的全面“穿透”过程（即经济转型）才会发生。在近代中国，工业革命后西方工业文明的大举入侵恰恰提供了这种“临界点”。
    也就是说，无论是西力冲击本身还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时间维度。在较为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两种异质文明的接触、交流到达一定程度后，即会有紧张和冲突发生，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的大碰撞、大转换，往往表现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让步，吸纳强势文化并最终被置换。而旧的“冲击-反应”说所忽略和缺乏的恰是此点。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持续百年的社会转型就此拉开沉重的帷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时代，以大炮为后盾的商品输入已开始冲击和瓦解中国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但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应是极其迟钝和微弱的，西力加强对中国的冲击并引起中国社会内部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西方国家开始以商品输入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资本输出为主。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已建立了78家工厂，1894年甲午战后，以企业投资、铁路投资、银行投资、财政借款等形式所体现的西力东渐更是达到空前的规模。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推动中国迅速从“师夷长技”的“兵战”，转入大规模引进西方工商业组织制度和工厂制度，主动移入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商战”、“工战”乃至“学战”的时代。由经济而政治、而思想、而文化的全面文明竞争，遂凸现为时代的主题。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毫不协调，甚或截然相反的“求强”、“求胜”的工业文明竞争精神在古老神州大地的勃兴，深刻地说明在西潮（主要是西力）的影响冲击之下，中国社会发展已开始纳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世界一体化发展之中，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工业文明自身的逻辑，踏上了转型、过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