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单一政治目标的重要前提--“人”的绝对单一化
    为实现单一的“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必须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单一手段的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因此只有当“人”被“成功”地单一化，都成为职业、思想、要求等十分“单一”的“人”之后，单一的手段才更为有效，单一的目标方能迅速实现。
    商鞅的“人”应被绝对单一化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绝对单一化。商鞅认为，作为生产力长期发展和分工扩大必然结果的，在战国之前已经出现的士、农、工、商四民成份的构成，应单一化为农民。
    就上述问题商鞅曾发表过这样的长篇大论：“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以其食口之数，贱（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以食。民无所以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以食，则必农。……一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以食，则必农。……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18）]“是以明君修政作一，去无用，正浮学事淫之民，一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专也”。[（19）]
    重农思想并非商鞅首创，在春秋战国时代“重农”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但是把重农思想推向绝对和极端，并力图以强制手段消灭“农”之外的其他成份，却是商鞅的“创新”。而任何思想一旦走向绝对和极端的境地，就必然会失去其合理性。
    作为整体的“人”成份的多元丰富化，是作为个体的“人”思想、才能、个性等多样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人”的多样化又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反之，当丰富多彩的“人”被强行单一化之后，人的“异化”（在任何“人”的多样化是一种现实可能的时代都会发生的异化）就会出现，因为“人”的绝对单一化正是人的异化的最为本质的特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政权以各种方式来调整“四民”的比例并不为过，但是以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变得绝对单一化，则显然是一种倒退。
    把“四民”单一化为农民之后，再进一步把个性尚有一定差异的农民统统变为简单愚昧、贫穷安分、柔弱驯服的“人”，并最终被“国”和“政”“所胜”，即被专制政权彻底压服和控制，是商鞅更高的目标，同时也是商鞅心目中人的绝对单一化最完善的结局。
    商鞅认为“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20）]“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21）]
    商鞅进一步指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应为“弱”），淫则弱（应为“强”），弱者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贫则力富，力（应为“民”）富则淫。……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22）]“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23）]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24）]
    商鞅不象后世的专制统治者那样还需在“内法”的表面披上“外儒”的伪装，而是尖锐地指出封建专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在本质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为实现专制政权“富国强兵”的根本目的，就必须“使民贫”、“使民弱”、“使民不乐”；使“国胜民”而不是“民胜国”。
    由于使国家的臣民最终都成为绝对单一、柔弱驯服的被统治对象并不符合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为实现这一目的，封建专制政权就必须采用残酷的强制手段和以强制为前提的利益诱惑来使“人”成为统治者所希望的样子：
    “使民之所苦者无（如）耕，危者无（如）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民众，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25）]而“劫以刑”的最佳手段，就是釜底抽薪地以重法剥夺农民之外其他各色人等谋生和求取富贵的凭借：“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周）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一”。[（26）]商鞅可谓抓住了要害！
    当人们在重法苛刑威逼之下失去了各种求取富贵，甚至是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之后，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走上封建专制政权所安排的道路上去。正如商鞅所说：“故圣人之为国，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27）]而“利”只能“出于地”，“名”只能通过“战”来博得的前提，是封建专制政权已用强制手段有效地堵塞了其他求取功名富贵和赖以为生的道路，已经有效地否定了民间的价值标准。就象商鞅自己所披露的那样：“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28）]“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专于敌，专于敌则胜。”[（29）]也只有当“利之所出一”的时候，才会出现“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30）]“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31）]等等在“正常”情况下，对“正常”的人来说十分反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