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厘金紧密相联的是关税问题。薛福成在反对洋货免厘的同时，还提议对洋货加税，发挥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他引征国外关税征缴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关税之轻，向为地球各国所未有"。"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华商远矣"。因而他主张，如果不得不免去洋货之厘，应争取将关税"增至什二，以昭中外之一体，以补厘税之不足"[32]。他的论据是，"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西洋各国税额，大较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衡，又多则有值百取六十者，有值百取百者……今酌中定论，自洋药而外，均以值百取二十为断。或于厘金所失之数，稍足相偿乎"[33]。薛福成对于利用关税率的差别和变动对商品进出口加以调节，还缺乏认识，但他主张利用关税以"保华民生计"，"保中国利权"，则可谓旗帜鲜明。不过当时中国的关税主权已落于外人之手，正如薛福成所说，"抽厘则利权在我，加税则利权在彼"。为了防止洋人为减免厘金而答应加税，事后"彼乘我之无备，又议减洋税"，他又建议，在与各国订立约章时必须载明，中国进口税"于地球各国税额尚属最轻"，今后，"每逢修约之期，但许中国议加，不准洋商求减"，必要时中国还可"就洋货酌量抽捐"[34]。薛福成之议不免有天真之处，但他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有理有节地抵制列强的欺凌、侵略，维护国家权益，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拿出既立即废除厘金，又一举夺回关税主权的万全之策。事实上，薛福成也曾提出过一些合理的思路，"今定税例，华商洋商一律，凡进口之洋货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凡出口之土货纳税于内地之第一子口，各厘卡量加裁并……用新定税额，一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35]。这一设想既维护国家和国民权益，又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但这在当时却是注定无法被采纳并加以实施的。直至清朝终结，裁厘加税之议终无结果，正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与关税有关的，还有对外贸易逆差以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薛福成曾以光绪十八年（1892年）海关进出口商品总额及主要分类、国别，与光绪初年进行比较分析，指出，"窃查光绪元二年间，出入口货约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货与入货相比较，中国亏银至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36]。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37]。前者指的是贸易逆差，后者则是指贸易中洋商的赢利。他惊呼，如不制止这两项财富外流，"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再阅一二十年，中国将何以为国乎？"在这一问题上，他驳斥某些"论时务者"声称关税收入和洋商雇用买办的佣金足以抵销洋商获利的谬论，强调制止利权外溢乃"牧民之政"，"保邻之本"，"不能不亟为之计者"[38]。为此，薛福成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从分析出口商品大项着眼，他认为要"随事讲求，随时整理"，扩大丝茶等土货出口。从分析进口商品大项着眼，他主张"设厂招工，广购机器，自纺洋纱、洋线，渐推而至于织布，从而遏止洋货输入。"为了鼓励招股办厂和运货出口，国家可以"酌减税额"，以使"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最终达到国课充裕的目的。按照他的想法，"必能如此，然后穷民有衣食之源，而祸乱于是乎不生，境内之财不流溢于海外，而国家于是乎不贫"[39]。薛福成虽然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对外贸易对本国国民收入、生产和分配的影响，但他重视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并以计量分析的方法把问题尖锐的提到人们面前，从发展生产和扩大贸易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的。在这方面还有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他恰当地指出侨汇在弥补国际收支不平中的作用。他说，"夫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可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苴也"[40]。正因为此，在出使途中和任期内，他注意考察侨民情形，大力呼吁在侨民聚居地设领事以加保护，并促进清廷革除旧禁，允许华侨"往来自便"，鼓励他们归国"治生置业"[41]。可以说，清末海外华侨为祖国建设和国际收支平衡所作出的贡献，包含了薛福成的一番心血。
    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列强财政关系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外债问题。尽管薛福成在世的时候，中国外债的成债笔数不多，债务也远非甲午战后情形可比，但以外债来弥补财政短缺，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体制发生冲撞，并引起朝野人士的种种议论。在这个问题上，薛福成抱极为审慎的态度。首先，他不倾向于借债纾困。他举土耳其、西班牙、日本等国为例，认为其困匮颠危，"皆为国债所累"，由于大量举债，"罄岁入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内变迭作"。中国为筹西征之饷而借外债，洋人将"借息加重至一分二厘"，倘若朝廷无力还本付息，"而辗转加借"，必致"积累益巨，利不胜害"。所以他认为借洋款"不可不慎也"[42]。其次，他认为不得已而借外债，其借款应用之于生产建设，而不能用于耗费。他对刘铭传为筑铁路而借洋债给予肯定，"顾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铁路既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43]。再次，他认为借外债不仅要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现实经济利益，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偿还能力。他对李鸿章借债兴建铁路不以为然，因为"承办之人未能事事核实，难免侵蚀亏短之虞"，还有人"藉借债之名骗款累累以供私用"，结果是路未获利而债息需偿，"则中国两受牵累，财用必日脧月削"。所以一旦借债，必须"期于本利不致亏短"[44]。此外，他主张借外债时必须预先考虑对洋人有所制约，一方面，通过谈判压低利息，以"不受盘剥于外人"，另一方面，坚持所办事业和国家财政自主，避免主权为外人所侵，导致"利未形而害已随之"。具体到铁路借款谈判，薛福成坚持应拒绝洋人的附加条件：（一）不准洋人附股；（二）不得将铁路作抵押；（三）不得指定以关税作偿还。由此保证"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45]。薛福成的这一系列主张，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严正立场，也反映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缜密细致和财经问题上的高瞻远瞩。他的见解对清朝末年大量举借外债敲响了警钟。而且，对于今天的开放和建设也有其意味深长的认识意义。惜乎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些设想，如加税免厘，控制外债之类，并未被当时的清政府采纳，加以清朝末年是那样一付烂摊子，根本无法有所振作，所以很难对清末的财政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
    薛福成早已作古。他谢世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我们重新检视他的论说，不只是出于对他个人品格的崇敬，更重要的是，他的某些思想对照今天的现实，仍不失其特有的光彩。
    注释：
    [1]《应诏陈言疏》1875年，《薛福成选集》第75页（以下凡未特别注明者，所注页码均为《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筹洋刍议》1880年，第546页。
    [3]《上曾侯相书》1865年，第13页。
    [4]《筹洋刍议》1880年，第547页。
    [5]《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1891年，第367页。
    [6]《出使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十六日记。
    [7]参看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8]《筹洋刍议》1880年，第547～549页。
    [9]《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1892年，第416～417页。
    [10]《代李伯相复徐铸庵部郎书》1880年，第152页。
    [11]《海关征税叙略》1893年，第485页。
    [12]《论删除越南华民身税有益无损》1893年，第474页。
    [13]《论公司不举之病》1893年，第481页。
    [14]《筹洋刍议》1880年，第542～543页。
    [15]《振兴之说》1893年，第483页；《创开中国铁路议》1878年，第109页；《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1893年，第502～503页。
    [16]《南洋诸岛致富强说》1892年，第425页。
    [17]《筹洋刍议》1880年，第543页。
    [18]《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九年（癸巳）六月十四日记。
    [19]《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壬辰）闰六月初六日记。
    [20]《叙疆臣建树之基》1889年，第291～293页。
    [21]《筹洋刍议》1880年，第531页。
    [22]参看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3]《应诏陈言疏》1875年，第75～76页。
    [24]《用机器殖财养民说》1892年，第421页。
    [25]《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1893年，第496页。
    [26]《筹洋刍议》1880年，第543页。
    [27]参看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载上海历史学会1987年年会论文集。
    [28]《上曾侯相书》，1865年，第21～22页。
    [29]《应诏陈言疏》1875年，第70页。
    [30]《筹洋刍议》1880年，第548页。
    [31]《洋货加税免厘议》1881年，第154～155页。
    [32]《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1876年，第101页。
    [33]《筹洋刍议》1880年，第552页。
    [34]《洋货加税免厘议》1881年，第155页。
    [35]《筹洋刍议》1880年，第553页。
    [36]《海关出入货类叙略》1893年，第487页。
    [37]《筹洋刍议》1880年，第541页。
    [38]《海关出入货类叙略》1893年，第489页。
    [39]《书周官非人后》1892年，第430页。
    [40]《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1890年，第334页。
    [41]《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1890年，第313页。
    [42]《筹洋刍议》1880年，第535页。
    [43]《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1880年，第139页。
    [44]《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壬辰），七月二十五日记。
    [45]《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1880年，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