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
    自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关于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艰难而执着的探索。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被提了出来，又逐个无情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碰壁。不过，每一个救国方案的破灭，都为下一个具有更多现实合理性的新方案的出台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成为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这种探索同人们对中国国情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的一步步深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了真正合乎实际的时候，救国方案也就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于是，历史的行程就表现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结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当然，这已经是新的性质和新的意义上的探索了。
    就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而言，中国人民对于国情的认识，应该说是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合乎实际和合乎科学的了。
    但是，近几年来，在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对本已由实践作了结论的有关中国近代国情的若干重大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讨论，并形成了一套完全相反的体系。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
    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征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的文章批评建国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强化了我们研究的感情色彩”。有的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传统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观点，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照这位作者看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封建中国的“超稳定系统”，“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还有的说：“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使命，是对中国闭关锁国、因循守旧政策的一种必然回应，它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总之，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二、封建主义的统治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些论著对这个问题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现代化的机会；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难得的机遇，可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机会。“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与此同时，一大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直到慈禧太后，纷纷被戴上“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之类的桂冠。当然，对所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采取简单化的一律骂倒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确实在历史上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是，不加分析地一律把他们称之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却也是一种新的简单化的做法。一味讴歌曾国藩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可以挽救中国的”；甚至认为“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则未免颠倒了历史的实际。至于说把袁世凯推行的政策评价为“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称赞他的教育思想“是前无古人的”，甚至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文化大师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都归因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开明”统治的结果；把徐世昌吹捧为“推翻旧世界的先行者”等等，则似乎很难说是什么认真的学术见解了。
    三、革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既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起了那样积极的作用，既然封建主义能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那末，逻辑的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是搞错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来看待和描写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即将过去的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犯了“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病”，“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的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提醒大家，应该充分注意“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并力主把“革命神圣”这个“大案”“翻一翻”。
    四、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一段时间，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曾一度十分流行。一些文章鼓吹，“对传统文化要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并且主张，“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传统是极端的偏见，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因为“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最理想的人性是自觉的奴性”。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面前，简直一无是处，只有俯首称臣。他们问：“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在他们看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再也“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所以“它要衰落的时候就该让它衰落”。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有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鼓吹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靠儒学作为其“动力源”；新文化的重建实际上应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充实、转型和更新的复兴过程”；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在文化思想上的出路就在于“瓦解、解构正统形态”，“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整个“中国文明的复兴”。
    以上这些，实际上涉及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的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当然不能说是无谓的争论。虽然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历史阶段的事情了，但谁都清楚，重新提出并讨论这些问题，翻这些历史的“大案”，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试想，如果过去我们的前辈和先烈们走过的路统统都错了，今天后继者们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前进方向还能对么？最近，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又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让人们了解的是一部歪曲了的历史，如果给人们提供的历史镜子是一面照出来形象扭曲的镜子，那末，人们从中了解到的现在和展望着的未来，从历史借鉴中得到的孰兴孰替的经验教训，还会是正确的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认真的而不是马虎的，说理的而不是粗暴的，尊重历史而不是主观武断地把这些是非讨论清楚，对于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
    我就这次座谈会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现在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对以往许多传统的结论和观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去年北京史学会为此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新出现的一些看法，有许多是对过去“左”的影响的反弹，带有“矫枉”的性质。其中不少论者作了扎实的研究，有比较充分的根据和说服力，反映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也的确有一些让人们不能接受、至少是矫枉过正、值得商榷的观点。在近代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外经济关系方面，这种情形比较突出。我个人看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军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分开，认为近代中国饱受了外国的军事侵略，这是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负面影响，但在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人“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新的社会因素”，“在中国实行了改革”。也就是说，产生了正面影响。这种看法，在新的论点中占多数。另一种看法则更进一步认为：不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军事战争，也对中国产生了正面影响。拿鸦片战争来说，它既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又是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对于桑榆暮年的封建王朝的战争，有进步意义的一面。从这一点着眼，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认为鸦片战争如果来得早一点，中国的面貌就不至像后来那样落后，也不至于遭受后来那样的屈辱。这种看法，我个人认为是值得讨论的。我们不妨引用将近百年以前，也就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之际，上海一家外国报纸社论中的一段话，加以对照，问题就看得很清楚了。这篇社论说：“中国的被发现，晚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上海不是在1842年，而是在1742年就被占领，那么，今天就不会有义和团，不会有对外国人的大屠杀，不会有过去几个月里面中国所蒙受的永恒耻辱。”（1900年9月11日《字林西报》社论）在这篇社论作者的眼中，发现中国和占领上海的西方入侵者，无疑是处在上升阶段的先进地位。中国的被发现，上海的被占领，都意味着先进对落后的拯救。而中国之所以仍然保持如此落后的面貌，只是先进的西方动手晚了一点。两相对照，我认为这是很发人深思的。
    当然，这样的看法，现在是比较少了，但是在当今的论坛上，持上面第一种看法的却不在少数，而且探讨的面越来越广。不但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如此，政治方面也是如此。这里仅举租界一例，作同样的对照分析。
    租界和租借地、割让地一样，是近代中国耻辱的象征。那里的公园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那里有一种外国巡捕，“他的专门职责就是保证凡是留给外国人踩的地方，不许中国人去踩”。（1898年4月18日《北华捷报》）中国人民从大革命时期就轰轰烈烈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行动。解放以后，租界已成为旧中国的历史陈迹。但是，几年前人们就开始看到这样的议论：“租界特权是有依据的”，“它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在此共同创造一种新生活”，西方人士“筚路蓝缕，值得同情，始创之功，应重新评价”。这里同样可以引一段近百年前一位要求扩充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的英国人说的话，他在内部对美国人说：我们两家“需要的，简单得很，就是共同行动，以保卫每个国家的各自利益，就像上海公共租界已经采取的步骤那样”。但是转过来，面对中国人则大事宣称上海租界是“深受中国人称赞的西方国家型的政府”。（1901年1月9日《北华捷报》）这种自我揭露，让人们一眼就能看穿问题的实质。想不到时隔百年的现在，这种论调却又在我们的学术论坛上得到呼应。
    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称赞”的论调就更多，用不着一一列举。但是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自我揭露还是值得征引一二的。这里我想集中谈一点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活动，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