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进展，思想活跃，但有些观点确实令人不能接受，如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太出格了。我曾参加了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写作，这书第一卷出版时，我写了一篇评介，兼谈如何评价帝国主义侵略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针对这些错误言论而发的。这些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言论主要有这么几个观点：
    一个观点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从社会发展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侵略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那么反侵略就是落后反对先进。现在学术界有一流行的说法，叫做近代史研究中的情与理，说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从民族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从理的角度则应该接受，因为我落后，我应该被你侵略，我反对你无理。另一个观点是尽可能淡化帝国主义侵略的破坏作用，强调其所谓建设性的作用、客观的进步作用，说对帝国主义侵略要一分为几，过去我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只讲破坏性、残暴性，而不讲建设性，这是片面的。而且，破坏也是革命的，因为破坏的是封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建设的是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它的破坏是革命的，它的建设同样是革命的。结果一分为几，变成了完全肯定。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帝国主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进步的，那么，不止中国，还有亚非拉美的反帝斗争都是错误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民族自决权原则。还有一个观点，说对于被侵略国家，即使遭遇再残酷，但是最后得到的总是要比失去的多，说“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残酷野蛮手段，所得到的不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和财富，然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得到的却是西方式的近代物质基础的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体制、整个结构的变迁和进步”。这就把帝国主义侵略美化到了极点。他们还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说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这里的战败者指的还是殖民地，胜利者指的是殖民主义者，但他们把恩格斯的话断章取义了。恩格斯的全文是这样的：“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这里恩格斯讲的“更多”有很多限制性的条件，讲从前可能完全被毁灭，是讲无产阶级革命以前，而恩格斯讲这话的时候是1890年，其时已经是巴黎公社以后，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恩格斯讲的是“各大民族”而不是弱小民族。这里还有一个“最终”，这就是说战败者要转变为胜利者，你不战胜殖民主义，你不获得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也说过：“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这就是说，殖民地要想获得社会进步，就要推翻殖民统治。但是现在流行的一些观点却相反，主张不要去反抗殖民统治，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和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的，这等于说，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要自觉地殖民地化，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之日就是近代化实现之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反的。甚至有人说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说别国可能当100年，中国国土大，当100年不够，要当300年殖民地才能实现近代化。
    殖民地化到底能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长达109年，从中国新式企业出现算起，也有七八十年，这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得到顺利发展。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成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而且中国在半殖民地殖民地条件下，也不会有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新式工业。因为这些资金都进了外国侵略者的腰包。仅赔款一项，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覆亡，就将近13亿两白银，比甲午战争前的1885-1894年10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总和还多4亿两。如果用这些赔款来办企业，洋务派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可办2400家，洋务派最大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也可办220多家。帝国主义的烧杀破坏、掠夺盗窃以及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等，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算。如此巨大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主义的腰包，中国还有多少资金可用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呢？宣扬上述观点的人有一论据，就是现在有一些国家经过了殖民地阶段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是这样。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国家都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移民的资本主义，是白种人的资本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地区上的扩张，而不是在不同人种和民族间的传播。当地的土著居民享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果实没有？没有。土著民族要么被杀绝，要么被赶进深山老林和贫瘠地区，继续落后，美国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都是如此。凡是仍以土著民为主的原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不论沦为殖民地的时间长短，几乎都没有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菲律宾和非洲、拉美等前殖民地国家至今不是仍然落后吗？历史证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落后民族的政策，从来就是杀戮、残害、驱逐和奴役，决不会把他们一同带入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宣扬中国可以通过殖民地化实现近代化观点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幼稚无知。中国成了殖民地，炎黄子孙不但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甚至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的权利也会被剥夺，西方侵略者在它们强占的中华大地上插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东北把当地人民赶出家园，圈占土地，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人，成立“满洲拓殖公司”和“满鲜拓殖公司”，等等，就是明证。中国人在这种当亡国奴的情况下，能享受到他的资本主义果实吗？退一万步说，就算被殖民统治者带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你也只能受压迫受剥削。打一个比方，都登峨嵋山，有坐滑杆的，有抬滑杆的，真正游山玩水的是坐滑杆的。想当殖民地、亡国奴进入资本主义“天堂”，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抬滑杆登峨嵋山。现在有人看香港很繁荣，我每年去探亲三个月，时间一长，就发现真正富裕的也是少数人，大部分人不得不为基本生活而整天奔波、劳累。一般人虽然不愁吃穿，但房租、房价高昂，住房十分拥挤和困难，一个商店售货员的工资还不够支付一套两居室的房租。许多人就被迫打两份工，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老年人的生活更是孤单凄苦。今年春节期间香港气温较低，几天之内就冻死70多人，全是老年人。这件事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资本主义不是天堂。所以要全面地看问题。
    对殖民主义观点，确实要引起我们重视，当然，如前面的同志所说，一本书不可能把共产党推翻，几本书十几本书也不可能，但是要注意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表明，帝国主义的武装颠覆不可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危险是和平演变。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青蛙放到开水中，它马上就跳出来了，没有死。可是把青蛙放在凉水中加微火，慢慢提高温度，等青蛙感觉受不了时，已经跳不出来了。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策略就是如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两种回顾
    在历史即将迈进21世纪的前夕，对中国在此前一个多世纪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回顾，自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国悠久的史学研究传统，赋予人们以论析往事的习惯，以总结经验的自觉和追根溯源的愿望。回顾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从中总结其成败得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智慧，更好地联结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无疑，这种回顾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可以这样讲，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以往100多年的历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回顾方式，或者说有两种相异乃至相反的态度、立足点和历史评判标准。
    就中国史学界中的多数研究者而言，尽管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具体问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有分歧的看法，但至少有一个基本一致的前提，那就是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换言之，就是尊重中国近代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历经艰苦奋斗而开拓的历史道路，尊重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客观历程和既成结果，包括尊重前人对于这条道路及其成果所作出的并为史实证明是正确的史学概括和总结。这样讲，绝非意味着史学研究只有继承而没有开拓。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是不会穷尽的，这不仅是新史料的挖掘、新史实的发现，会修正以往认识上的偏差，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者的历史感受力的提高，还可以从常为人知的史实中获得新的启示，转换和深化研究的视角。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以往的史学研究虽然把握了近代国情和近代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但对近代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各个门类的具体过程和具体规律，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乃至从头开拓。不这样做，对中国近代大趋势的反映，仍然是不够全面和明晰的。就拿近几年一些学者比较关注的近代社会史来讲，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很多，比如人口、人才、教育、伦理、科技、民俗、灾荒、流民、正常的和非正常的社会组织等等，探索这些不同领域和门类的史实、问题和具体规律，取得科学的认识，都是可贵的历史资源，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和依据。
    然而，现在也有那么一些研究者，着手于一种可以说是不尊重历史、脱离近代历史的基本史实的历史“回顾”，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几乎近于时尚的“议论史学”。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应该是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当时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按此主题和道路，有人肯定帝国主义的征服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唯一良机；肯定清王朝作为形式仍有保留的意义；诸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被讥为超前的、“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按照这种议论，不仅中国近代史应当重写，就是中国近代刚刚走过来的道路似乎也应当重新走过。
    这类议论，有三个特点：
    其一，这些看法、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的。比如：假设不是戊戌维新中断了洋务运动，不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立宪，或不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打断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中国就有可能更顺利地迈上现代化。这类假设未必仅出于某一位研究者，研究的出发点也未必一致，但将其联系起来，又确是构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一种至少在某些人中是趋于流行的学风。从这种思维中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假设性的观点，往往又是出于对此前并不存在而且在当时也不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假设的推演。历史研究虽然给人们留下某种假设和遐想的余地：“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但是这类对具体的人和事的可变性假设不能违背历史的基本史实和规律。中国近代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杜绝了先进的中国人进行温和渐进变革的一切可能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日益恶化的国情迫使人们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以便开创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可以也应当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地评判各种历史事变的功过得失，包括对当时的先进人物和反映历史趋向的事件中所包含的缺陷的一面进行恰当的批评，但不可以也不应当根据自己的反历史的臆测和情绪，去重新假定历史发展的道路，要求前人一定要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
    其二，为了证明这类假设，有的应该说是比较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有意无意地回避乃至曲解基本的历史事实，并据此对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不公正的、颠倒性的评价。比如，有人讲洋务运动是被戊戌变法中断了的，而历史事实却恰好相反，正是由于李鸿章们的事业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外部的阻力而办不下去了，戊戌维新才应运而生，并且企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发展资本主义。只要读一读维新志士们当年的著作，这段历史的因果关系应当是最清楚不过的。其他的所谓中断论，即革命运动、爱国运动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失去近代化良机的理论，大体上也是这样推出来的。这样一来，中国近代史上本来已经没有多少分歧看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要被拉出来重新评价。再认识、再评价，本来也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如果对反帝反封建的人物和事件一味嘲弄和调侃，而于那些应该对阻碍中国近代化负有责任的统治集团中人相当宽容，就远离了科学的认识。中国近代为什么迟迟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民族危机和政治腐朽，而有的研究者却将其归结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缺乏出现现代化的内在动因，表现为政府决策单一化和地区之间多样性的矛盾，归结为管理和政策上的失误。更有那么一位作者力图证明袁世凯的活动要比孙中山更“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些说法，是不可能服人的。
    其三，以上说法，大抵是以“新思维”、“新视角”、“新观点”的姿态出现的，而把不赞成这类说法的人，说成是“教条”、“左”或没有“理性色彩”。其实，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一些貌似新鲜的东西，恰好是历史上早已有过而随着岁月流失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当年，流亡在海外的保皇派就曾经渲染过革命的种种恐怖，并在中华民国初元时把革命说得一团糟；当年的立宪派也曾竭力保持过清王朝这个形式，想逼它变得开明和自强。但中国近代史毕竟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设去运转，其基本原因就是他们这种努力没有反映因而也不可能左右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