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基本前提，应当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中去把握历史的规律。违背了历史的议论，尽管原因复杂，尽管也有的研究者是出于服务于现实的愿望，但会在不熟悉历史的人们中造成思想混乱，于民族，于学术均无裨益。
    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郑师渠
    近些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思想之活跃、研究领域之广泛与深入、学术成果之丰富，都是空前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学术研究最为繁荣的时期。但毋庸讳言，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由是，我想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其内涵当主要包括有三：
    其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多种多样，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在内的当代西方众多的学术流派的理论和方法，无疑都需要我们去吸收与借鉴。但是，它们毕竟又都无法与具有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的历史唯物论相提并论。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研究近代史，在我国已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建立起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取得了初步的繁荣，厥功甚伟。尽管已有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尚多不尽人意，例如，在很长时间里，因受“左”的影响和对唯物论的片面理解，近代史研究仅局限于所谓“八大事件”，突出“三次革命高潮”，使本来生动丰富的近代历史显得偏枯等等，然而，近代史学科体系所赖以确立的历史唯物论的指导及其本学科内含的基本理论框架所具有的巨大的合理性，是不应当动摇的。两年前我们为教学需要重新编写近代史教材，曾收集了解放前出版的和当今台湾“部颁”的有关教材作参考。我们发现二者都缺乏科学理论的整合，满足于史实的堆砌，后者且充满着政党的偏见，倒是大陆出版的教材显得更好些。它努力彰显历史自身的逻辑，有一以贯之的唯物论指导，充满着科学理论的魅力。最后我们编写的教材主要是充实了文化史的内容和吸收了某些最新的学术成果，整个近代史的框架并未“突破”。我想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的学识有限，尚无法超越前者；二是已有的近代史框架确有自己的科学性，不容轻易否定。但是近年来在近代史研究中，忽视甚至于违背唯物论指导的倾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近代文化史研究为例。近代文化史研究是近年来成绩斐然的一个热门领域，但宣扬“文化决定”论的“文化史观”却也有所抬头。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与经济。恩格斯曾批判“文化史观”说：“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第423页）一些论者无视这一点，他们把文化视为超时空的东西，再以此去解说中国近代历史，自然得出了模糊甚至颠倒是非的判断。有的论者将近代中西矛盾都归结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近代“教案”是西方殖民侵略的产物，这本是清清楚楚的，但有人却硬将之说成是愚昧的中国民众反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无谓之举，问题的本质被掩盖了。同样，辛亥后两次复辟帝制是反动的复古思潮的顽强表现，这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真相，但经有的论者从文化角度“重新审视”的结果，事情却变成了康有为、袁世凯体察“国情”，为重建权威、恢复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尽管结果并不成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指导，近代史研究有步入误区的危险，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应当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本质的把握。前些年曾有过一场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线索问题的争论，众说纷纭。这里可不置论。但是鸦片战争以降，民族危机日亟，中国人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的进步，前仆后继，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它构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脊梁。它不仅使得帝国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灭亡中国，而且直接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变化，使得中国社会最终摆脱了封建羁绊，走向今天的社会主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近代史固然应当作多角度的研究，诸如现代化问题、中西文化问题、社会结构变动问题等等的研究，但是，如果对于上述近代历史的本质缺乏自觉的宏观把握，那么我们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历史感和难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之讥了。当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仅突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且一味拔高农民革命，贬抑资产阶级，存在着片面性。近些年对这方面的弊端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是对的。但对问题还须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当年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努力凸显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将被中外资产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有力地鼓舞了刚刚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实际上也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身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是近代中国的发展，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深化近代历史业已揭出的时代主题，即维护民族独立与谋求国家富强。惟其如此，自觉把握近代历史的本质不仅为近代史研究本身所必需，而且也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助益现代化建设所必需。江泽民同志所以反复强调中国近代史教育的重要性，其立足点也就在这里。现在有少数论者自觉不自觉地淡忘、漠视甚至于公开否定上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这集中表现有二：一是宣扬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有些人公然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文明”。鸦片战争打晚了，若能提前到明末清初，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以为“中国要当300年殖民地才好”；二是极力否定革命而颂扬改良。革命与改良是社会发展兼而有之的两种方式，其本身并无高低之分。一定的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其发展采取革命抑或改良的方式，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近代中国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这同样本是清楚的问题。但有的文章却说，革命只能造成流血破坏，改良则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辛亥革命破坏了社会秩序，使好容易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其消极的影响大于积极的影响。有的人干脆认为，若由清政府继续推行新政，中国可能早已平稳地实现现代化了。按照上述论者的逻辑，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简直是一种罪过了。如此，近代历史岂不是又被颠倒了过去！
    其三，应当有良好的学风。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所以存在上述不良的倾向，原因固然不一，但缺乏严谨的学风，是显而易见的。史学研究是无穷尽的发展过程，随着史学家学识的增进、视野的开拓，以及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手段的延伸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将获得不断扩展与深化，已有的某些结论也将得到补充、修订或完全改易。这些都是正常的。史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原因盖在于此。但史学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非一切从头做起，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借鉴和吸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它有赖于扎实的工作、独立严谨的思索，而非短平快式的标新立异、人云亦云。近年来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折饼子”现象，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有人做“翻案”文章，引人注目。因受“左”的影响，学术界过去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不甚准确和需要修正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翻案”的文章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做法有两点不正常，使人不好理解：一是厚此薄彼。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等受到贬抑，而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等却是褒扬有加；二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例如，以前全盘抹杀曾国藩不恰当，现在的一些文章却又无异于视曾为圣人，为此不惜为尊者讳。曾处理天津教案，一味残民媚外，引起时论的哗然，曾也自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但有人却硬说曾处理天津教案“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民族的最大利益”。这显然是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代替旧的形而上学。至于有人将慈禧说成是晚清近代化运动的最大保护神，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人们很难相信这些“新论”是扎实研究的结果，会有什么生命力。我们应当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坚持严谨的学风。
    中国近代史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不仅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与海外同行的研究相比又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面对21世纪，展望近代史的发展，我以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便是史学工作者应当坚持上述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