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年，高欢因缘际会，一举消灭尔朱氏势力，进而把持了东魏政权。在高欢周围不多的高级将领中，出力之多、立功之大、居位之显赫者莫过于以高乾为首的汉族渤海高氏集团。故李百药在《北齐书·封降之高乾传论》中盛赞渤海高氏功勋云：“然则齐氏元功，一门而已。”那么，渤海高氏究竟是怎样崛起的？他们与高欢及东魏政治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家世渊源
    高乾兄弟出于渤海修县高氏家族，其家族渊源，《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下》有记载。高氏家族是西晋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晋书·慕容廆载记高瞻附传》：
    高瞻字子前，渤海修人也。……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乃与父老议曰：“今皇纲不振，兵革云扰，此郡沃壤，凭固河海，若兵荒岁俭，必为寇庭，非谓图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蓟，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诸君以为何如？”众咸善之。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
    高瞻叔高隐，是高氏家族在史籍中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记其为“晋玄菟太守”，可以说，这是高氏家族政治上一个飞跃。高瞻，“少而英爽有俊才”，晋惠帝末年被执政的司马越调补为尚书郎，永嘉之乱中逃回故乡。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渤海高氏家族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地方大族，其家族势力甚为强大，因此，高瞻才能率领宗族乡里部曲数千家北徙幽州。
    高瞻叔侄举族徙至幽州，初投奔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王彭祖），因王浚政治腐败，又转至辽东，投奔平州刺史崔毖。慕容氏据有辽东之后，高氏被徙往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尽管慕容氏多方拉拢，但高瞻不为所动，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最后，“遂以忧死”[①]。
    虽然高瞻终生坚持不仕前燕的立场，但这时辽东的社会风气已经大变。“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②]于是，流入辽东的冀、并、青、豫诸郡大族人士纷纷投靠慕容氏，或为谋主，或为股肱，或任居枢要，或主办儒学。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中州大族，冠冕之余”的渤海高氏子孙们也终于破门而出了。然而，或者是受高瞻立场的影响，或者是高氏家族比较谨慎，或者是高氏子孙人物单鲜，故出仕前燕政权者仍然不多。
    高瞻子高开，任前燕昌黎太守。慕容儁三年（公元351年），后赵乱亡时，前燕乘机南下，进攻冀州。原渤海太守刘准与豪强封放聚众自守，高开奉命领兵赴渤海讨伐，“高开至渤海，准、放迎降”[③]。高隐孙高泰，任前燕车骑将军、吴王慕容垂从事中郎。慕容建熙十年（公元369年），前燕内争，慕容垂出奔前秦，高泰因受牵连而免官。有人建议说：“今吴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征王僚属之贤者显进之，粗可消谤。”[④]高泰是慕容垂僚属中的“领袖”人物，乃被擢为尚书郎。同年，高泰因与太傅慕容评政见不合，便称病辞官。次年（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迁徙前燕王公贵族妃嫔民户四万余口于长安，高泰当亦在其列，后来仕前秦。淝水战后，时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参军的高泰，因为前燕旧臣，被疑有贰心，遂与同郡虞曹从事吴韶逃归渤海。吴韶曰：“燕军近在肥乡，宜从之。”泰曰：“吾以避祸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为也。”[⑤]
    值得注意的是，高氏家族随前燕王朝进入中原回到了渤海，其在地方上的势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永嘉之乱，高氏家族暂时离开渤海。当高开领兵回渤海时，刘准、封放望风迎降，可见高家在渤海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高开后来去向史无明文，不过随着前燕占领中原，回归桑梓之地是高氏家族的必然选择，因为这里是他们家族安身立命和借以飞黄腾达的基础。
    慕容垂建立后燕后，高氏子弟出仕的人物似乎有所增加，但其官职系《魏书》高湖、高祐等传追述其祖上时所记[⑥]，真实性颇为可疑[⑦]。后燕自慕容垂称帝至中山（河北定县）失陷于北魏，只维持了短短的11年，估计高氏在这个短命的王朝里是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的。
    至北魏大军下冀州时，高氏子孙们已经不再如早年高瞻固守“华夷之异”的观念和高泰之不事二君了，他们以归顺新朝为荣，为新朝效力，从而获得了北魏皇朝的官爵，如：高展，“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师，卒于三都大官”；高韬，“道武平中山，以为丞相参军”；高湖，慕容垂败后“遂率户三千归国，太祖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代东诸部”[⑧]。然而在不久之后，高氏家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高泰一支的高湖一房被远徙边镇，高湖为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⑨]。后来，他的子孙都在边镇任职。高湖长子高真为泾州别驾，迁安定太守；次子高各拔为广昌镇将；三子高谧徙居怀朔镇[⑩]；四子高雅为薄骨律镇将，营州刺史。至高湖的第三代，仍然滞留在六镇、凉州等边远地区[11]。
    北魏初期，缘边六镇及周围一些重镇，“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12]。高湖一房出徙边镇，反映了这个家族在前后燕政权的羽翼下滋生出来的非常显著的强宗豪族的特征。也正是这种浓厚的地方豪族色彩及其对乡里强大的控制力，使北魏统治者产生疑虑，以变相的方式削弱他们在家乡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