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台谏官新戚子弟的控制
    为防止亲戚子弟凭借台谏的显要地位，步入仕宦要津，造成台谏的个人势力圈，宋代对台谏子弟亲属的科举入仕作出相应的约束和限制，也应视为对台谏系统监控的辅助措施。
    其一，实行贡举复试的制度。早在太祖乾德时就明文规定，凡现任台谏以及两省、侍从以上权要的有服亲属，省试合格，礼部必须"取索具名，奏闻复试"，该原则在真宗咸平、高宗绍兴、宁宗庆元时一再强调，[57]旨在预防台谏亲戚子弟以营私舞弊、交通贿赂等手段混过科试，跻入仕途。
    其二，颁布因荐得官的禁令。由于台谏往往可与宰执、侍从等同荐要职，这些权要往往互荐对方子弟亲戚躐居要位。对此，宋代明令"不许宰执、台谏、侍从亲戚子弟交荐"。[58]即使其他官员奉命举官，也必须在举状中注明"不系权要子弟亲戚"，即"见任两省、台谏、侍从以上有服亲"。[59]
    其三，限定出仕从宦的范围。为改变台谏"子孙从宦远方，监司郡守趣承"的现象，宋代规定："见任执政、台谏子孙并与祠庙差遣，特许理为考任。"[60]这类提举宫观、岳庙的闲差，不亲民，不理政，"理为考任"使其磨勘升迁不受丝毫损碍，却将台谏子弟隔限在实际权力圈外，成为制止台谏个人势力网形成的有效监控手段之一。
    六、监控机制的误区
    宋代君主官僚政体将拥有监察权的台谏系统纳入中枢权力结构，"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61]台谏监察权和君权、相权之间已初具分权制衡的态势。作为一种权力，监察权也必须受到制约。宋代对台谏监察权的制约、监控，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其表现之一，宋代对台谏系统已织成一个相对完善而严密的网络，这一监控网络的构成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甚至深入到台谏系统内部自我监控机制的健全，周全到对台谏子弟亲戚的防范。另一方面，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月课的确立，台谏章奏簿和言事簿的设置，升迁奖惩规则的形成，都是例证。这些进步对台谏系统的运作，对台谏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加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必须指出宋代对台谏系统监控机制所包涵的内在危机与运作中的存在问题。
    其一，制度的具文。
    成熟的制度倘不切实贯彻，便一无价值，即以台谏月课制而言，不失为考绩台谏、激励言事的一种手段。但南宋光、宁以后，言官章疏"或泯于留中"，台谏面谏"逾月而不见，"[62]几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月课制度遂为一纸空文。
    台谏章奏簿始置于仁宗，但元祐谏官刘安世建请"内中置籍，先录事目，然后付外"，靖康时右正言程瑀又请创置，"台谏章疏文籍随所上录之"，[63]表明北宋至少两度置而停用。南渡初高宋复置，但乾道中孝宗复诏台谏章奏各置一簿，"一以留禁中"，[64]透露出绍兴、隆兴间废置不用的消息。
    中书主管的台谏言事簿，其命运与君主所置的台谏章奏簿亦复相似。就在乾道中孝宗重申中书置簿以后，宁宗庆元元年和度宗咸淳元年又分别下诏命中书复置，[65]足证其间已几度置废了。这是君行臣效的必然结果，否则，宰执是决不敢擅作主张，首开先例的。
    其二，相权的染指。
    在宋代初具雏型的分权制衡局面中，相权对台谏系统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而在这一制约机制内却隐藏着动摇制衡格局的潜在因素。宋代台谏的去留迁黜，名义上权归君主，实际操作时却往往命中书"勘会取旨"，哲宗时就曾命宰相吕公著"具可罢言职之人，各开坐欲除次第，具实封进入。"[66]因而相权染指台谏迁罢进退权较之干预台谏选任权更易得手，并通过这一环节上的突破，攫取对台谏系统反制衡的主动权，导致分权制衡格局的欹侧或倾覆。权相秦桧以私意迁易台谏，还敢于向高宗声称："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倘以臣黜陟不公，顾先去位，"[67]便是例证。相权染指台谏升黜迁易权，进行反制衡的伎俩不一而足。
    手法之一是寻隙伺机，罢出补外。仁宗时宰相曹利用借口右正言陈执中"宜试治民，乃命出守"，另一位宰相刘沆也因"深疾言事官"，而举行御史迁次之格。[68]徽宗时，谏官任伯两欲论宰相曾布，曾布察觉后先将他出朝补外了。
    手法之二是明为迁官，阴夺言职。早在真宗末年，"执政畏忌言官，乃优与职任而罢之"。[69]哲宗初有人指出："前后执政大臣，每台谏臣僚言有及之者，多迁官以宠之，使罢言职。"[70]南宋权相史弥远也"每以华官美职为屏去台谏之术。"[71]
    手法之三是进擢朋附，引诱后来。仁宗时，相权已以升迁要位作为诱使台谏听命的筹码，言官只要甘为宰相附庸，"供职未逾岁时，近擢已加常等"。[72]及至南宋，虽由小官擢为台谏，只要"趋和承意"，三四年间"年除岁迁至极其选"。[73]这一手法在权相秦桧手里发展为弹去执政，补以言官的惯伎，"逮政府枢庭之有阙，必谏官御史而后除"。[74]台谏只要充当其鹰犬，不三二年即位至执政，秦桧则一箭双雕地把相权和监察权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要之，在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机制中，在进退陟黜台谏官时保留了中书勘会制，便为相权夺取反制衡的主动权留出了合法通道。这无疑是制度层面上的一大失误。
    其三，君权的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