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04年是《铁云藏龟》刊行的第二年，当多数文史学家对这本石印书上细小古怪的文字还只是觉得非常新奇，而少数学者（其中有的是声名遐迩的文学学家，如章炳麟）则抱着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时，被学界公认是晚清最杰出经史学家的孙诒让却已经写成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契文举例》[25]，他已受到近代新学的影响，学术上较少保守习气，故能在古文字学上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
    90余年来的甲骨文研究是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的，从今天的研究水平来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似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其主要成果：
    （一）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最根本性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认识这种文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只是根据《铁云藏龟》所载甲骨文来作研究，所释读的甲骨文有100多字是正确的，如干支中的大部分以及一些重要的名、动词。所以在甲骨文识读上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孙氏未能释出"王"字，以"王"为"立"，又将"贞"读为"贝"，因此他未能通过识读甲骨文字来正确地说明甲骨文的性质。
    甲骨文字考释在孙氏后有一个飞跃，造成这一飞跃的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已增加到571字。郭沫若曾盛赞本书之成绩，言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26]。罗氏有极好的金石学修养，尤熟识金文，因此他能在文字的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而且注意紧密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更多地注意文通义顺，同时已开始注重对甲骨文字作偏旁分析，所以他在考释文字中所采用的方法是较进步的，他的一些做法对后来的甲骨学家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罗氏的成绩在于释读了卜辞中一些常见的字，因而使甲骨文已大致可读，但要真正读懂卜辞就必须识读一些构造复杂而不易与金文作直接对比的文字。而要做到这一步，仅依靠小学与金石学的功底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任务自然即落到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新见识、新的科学的文字学理论素养的学者身上。在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学者中，唐兰与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2
    1934年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字，其方法是将自己做过精细考释的74个字一一作分析[27]。其中最为学者熟悉的、成功的考释如"释屯"、"释秋"、"释（艰）"等。在对这些难字作具体考释过程中，他实践了自己在另一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古文字学导论》[28]中所提出的考释古文字的三种科学方法，即对照法（与其它时代文字形体比较）、推勘法（将有关辞例与文献辞句相印证）、偏旁分析法。进一步建立了甲骨文字与其它古文字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40年代前半叶，于省吾刊行了他的《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续、三编，共三册，考释了甲骨文字、词98个。他严格遵循释通一个古文字必须兼顾形音义三要素的原则，而且"注意每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29]，每考一字又必详举有关辞例，使其结论在辞例中未有阻滞。他所考出的"屯"、"气"、"岁"等字已为不易之论。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于氏的《甲骨文字释林》，以极谨慎的态度将以上三书所考文字作了精选，只保留了54个字词。书中还收入了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新收获，如对甲骨文中表示农作物名称的文字所作精细的辨析等。在本书中他还提出了关于"独体象形字"的理论，认为甲骨文中有一些象形字本身即带有3声符，与后世形声字不同，这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创见。
    50年代以来，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考释并作出突出成绩的学者有张政烺、裘锡圭等。张政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先秦古文字与两汉简牍、帛书、石刻文字均极熟谙，在做字形比较时得心应手。他将功夫下在那些与商代社会历史研究有极密切关系的文字上，一字识破，往往会使数条卜辞得以读通。如他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30]一文释甲骨文中与众人农作有关的字""为裒，认为裒从臼，臼亦声，有刨土、捧土二义，但以刨土之义为主，裒田即开荒造新田；同文并考释了其它一些疑难文字，并由裒字之释论及裒田之制度，进而引申到对商代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尽管学者间对这个字还有不同读法，但这篇文章分析字形之严谨，考查音韵之平允，特别是联系辞例解释字义时的旁征博引，都将甲骨文字研究置于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裘锡圭的甲骨文字考证在方法上与张政烺有许多共同处，特别是也重在攻克一些难度较大而且对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甲骨文字，而考释的结果多被学者们认同，创获尤多。自60年代初发表《说甲骨文中的"五刑"》[31]，到90年代，已发表的考释文章有数十篇，每出一文必有新见[32]。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已发现的5000余个殷墟甲骨文字中，已有1000多个字被识出，且获公认。这1000多个字虽只占一小半，但多属与理解文义有关的较重要的字，从而使多数卜辞的文义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