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璋如近年来发表论文，由卜辞出土地点及其内涵探讨殷墟建筑基址的性质。他在《扶片的考古学分析》（上、下）[57]中提出："'扶坑'（按：即出有贞人扶的卜辞的坑）'的位置，似与宗庙或祭坛有关。"他统计甲、乙、丙、村南四基址区出"扶片"的坑中所出贞人数量在各期的变化（从董氏五期说），以推测各组基址兴盛与没落的时间。但所举仅限于少数有"扶片"的坑，以其中贞人数量变化来推测整组基址的兴废情况似不够全面。石氏在另一篇论文《殷墟的穴窖坑层与甲骨断代二例》[58]中，认为小屯北地东北的E16坑内所以多有宾组卜辞，是因为"接近当时的实力中心"，而乙一基址建筑于祖庚、祖甲时期[59]，故二、三期卜辞集中出于与乙一基址相邻的大连坑中。这种看法实际是认为某一时期贞人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与同时期甲骨出土最多的地方，也是当时宗庙祭祀活动的中心地区。尽管甲骨出土地点与建筑基址间的关系较复杂，而且甲骨在坑内的堆积情况也还有许多至今尚不能完全搞懂的地方，但将甲骨出土地点与建筑基址的性质作如上综合考虑的思路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四）甲骨整治、占卜术与卜辞命辞性质的探讨
    1956年出版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专用一节讨论"甲骨的整治与书刻"，其中于"钻凿"问题叙述尤详。1988年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出版[60]，在第四节专论"骨卜习惯的考证"中，也详述了骨卜的整个过程。198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发表《从实验中探索晚商甲骨材料整治与卜刻的方法》[61]，发表了其复原商代卜骨的实验过程与结果，其中对灼法的实验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有关甲骨整治的研究中，对钻凿形态的研究近年来尤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除了因为钻凿是实施占卜的必要条件外，更是由于学者们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类组的卜骨（甲）有着不同的钻凿形态。这显然可以作为甲骨分类、断代的依据之一。1974年许进雄《卜骨上的凿钻形态》一书出版（艺文印书馆）。1979年又出版了《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对前书有所增减，根据董作宾五期分法考察不同期甲骨不同型之钻凿形态，肯定组卜辞属文武丁时代。书末附500多片甲骨钻凿形态插图可资利用。1984年刘渊临《卜用甲骨上攻制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出版（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作者研究了二三十年代小屯1至15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卜骨与部分背甲、腹甲（含小屯南地出土品），对攻制技术痕迹（含钻凿形态）作了详细记录，并附大量图像，其研究成果极为宝贵。惟刘氏对甲骨只记录贞人（无贞人记称谓），未分组分类，钻凿形态亦未能依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型式，故概括钻凿形态演进特点稍嫌笼统。
    研究钻凿形态的最新成果是1983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此书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小屯南地甲骨钻凿作了系统的分析，将凿形制分为六型，各型下还有式的分划，并且对六型凿作了分期（以王世划分）。书中并附有背面钻凿较完整的甲骨323片。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一书曾在"历组卜辞的钻凿形态"一节中对小屯南地甲骨钻凿诸型式间的演变关系发表了与《小屯南地甲骨》不同的意见，通过钻凿形态进一步论证了历组卜辞时代应提前的看法。
    商人占卜术中有"习卜"与"三卜"制，宋镇豪曾有论文专门论述这两种制度，认为习卜是指对一件具体事多次因袭占卜，时间上叉开，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数、事类相同的卜辞即属此，其目的是力图求得上帝的意态与人王意愿统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属异版同辞，"元卜"、"右卜"、"左卜"为此制之表现。文章特别指出，三卜中"元卜"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们将对自然世界的神灵崇拜转化为对人王之绝对服从[62]。文章从论占卜制引申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很有新意。
    丁骕的《殷贞卜之格式与贞辞允验辞之解释》一文[63]，结合卜辞实例探讨殷人如何由卜兆定是否之法。认为卜兆兆枝向上为是，向下为非，平出为无定，兆不明曰"不命"（按：一释"不玄冥"）。至于卜兆有长短粗细、分歧与否等形状，有可能是判断凶吉之根据，但不可确知。丁氏研究的这一问题不唯关系占卜之法，更关系到对卜辞内容的把握，故此文得出的结论与研究方法非常值得重视。
    多年来，甲骨学界根据《说文解字》对"贞"字的解释（"贞，卜问也"），将命辞理解为问句。197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在《释贞--商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64]一文中否定命辞是疑问句，认为命辞乃是"一有关未来的陈述命题"，是宣示某种"意图"或"预见"，释"贞"为"正"，即正之。1974年华盛顿大学舒也主张命辞非问句，释"贞"为"正"或"定"，义近于检验、校正[65]。1982年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皆有文章讨论此问题[66]，与吉德炜意见相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对卜辞内涵的正确理解，1987年安阳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对此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裘锡圭为此在会上提交了《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的论文[67]，认为只有带疑问语气词的句子才可以确定是问句，同时指出汉语中常有句末不设疑问语气词的问句，而且命辞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词句，但可以确定的不多，同样可以确定不是问句的命辞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这篇论文虽然否定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时在命辞的性质上也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见解。